新闻：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被开除党籍，降为科员。初步统计，十八大以来，遭降级的省级高官已有三位，分别是原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原黑龙江省副省级领导付晓光和赵智勇。
老杨头：虽说降级处分一直是《公务员法》的明文规定，但对副省级的降级处分并不多见，十八大后连续三起，耐人寻味。这很可能预示着我们国家用人制度的调整。大家知道，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干部基本上是只升不降的，一些领导干部也很少有辞职或者被辞退的。其实，“只升不降”以及没有完善的退出、辞职机制，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干部“只升不降”，跑官买官严重，搞虚假的政绩工程更是普遍，也使得一些干部对上面的精神理解还是不理解都一味假意逢迎，一切以升职为目标。一些官员为了升职，被组织部门曲线调到自己并不熟悉的部门任职，弄得他们升职成为要务，工作倒是次要了。还有惩处了一些犯错误的官员，可转眼之间，又异地任职，级别不变。这些都是僵化的用人制度造成的弊端。 上面说的降职是作为一种处分，其实，打破官员只升不降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每个干部都找到适合发挥自己能力的岗位，并不一定都犯了严重错误才降职，也有工作能力不太适应的。这一点也得学学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一些曾经当过大官的，转身之间，又会到一些级别较低的岗位任职。中国公务员积重难返，只靠清理腐败，很难完全理顺，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不称职的或者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降级使用，同时提拔一批新血。 与降职同样重要的，就是健全公务员制度中的“辞职、退出机制”，让公务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退出公务员队伍，去追求、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与工作。 官员的辞职、退出在西方比较成熟的文官制度中早就习以为常，不管官职多大，一旦有了更好的去处，或者对当局一些政策不太理解，又或者因为想要更多的个人空间与自由，说辞职就辞职了。可中国呢，一旦当了官，只能上不能下不说，要就是一直干到退休干到“死而后已”，要就是一路干到监狱里去…… 有了退出机制，公务员的新鲜血液将更新得更快，也因此会避免一些“人心惶惶”的公务员们“无心干事”的现象发生。还有，允许那些前些年冲着公务员的特权、荣耀、地位挤进公务队伍的人能够及早回头是岸，辞职离开公务员队伍，另找出路。要知道，当今很多挤进公务员队伍的干部是冲着发财致富靠权力办私事进去的，如果不让他们顺利退出，最后恐怕会进到监狱，再也无法回头。 新闻：中办、国办今日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公车改革将全面启动。本次公车改革的要点主要有：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将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以及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副部级以下干部取消公车 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 老杨头：千呼万唤始出来，但终于还是出来了！这次改革是动真格的了。我是1997年7月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也即是北约最高级别智库去当高级研究员的，过去后整整有半年时间里，对我冲击最大的不是什么观点之争，以及中美武器的差别等等，而是来我们这里上班、参加讲座与演讲的美国政府官员与高级将领（能到那个智库的，级别几乎都在局级以上）竟然都自己开车来，一位曾经在越战中位居第二、第三职位的老将军，竟然开了一辆至少七年以上的本田雅阁（是日本同事发现后告诉我，我才注意到的），这件事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结”，要知道，即便在1997年我离开政府部门到美国工作时，我们一些职能部门的处长都有了“专车”，甚至在实际上配备了司机。 上面改革动真格，并不一定真能落实，例如以前公车改革也做过，但几乎都不了了之。这次要想严格执行起来，首先要对公车改革进行严格的监督，不但政府部门要互相监督，更要接受社会、媒体与民间的监督。 公车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上班族一族。我曾经在国内一些大城市高峰期时出行，发现交通拥挤接近瘫痪，我就想，这里面有没有处级、局级干部挤车上班呢？我告诉你，西方这个级别的公务员乘坐公共交通上班的比比皆是——但你能告诉我生活水平比人家低好多倍的广州或者北京的局级干部们在上班高峰期乘坐公车或者地铁上班？ 领导干部家庭条件好当然可以开车上班，问题是，中国的很多事得领导干部拍板，当他们无法感受到公共交通如何拥挤时，他们是不会把改善公共交通当成首位的。如果真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中国的交通工具一定会很快改善的。城市规划也一定会更多的考虑普通民众的出行。 这次公车改革一定要彻底，对于多余的车要拍卖收归国库，用于改善公共交通，切忌“暂时封存”，风头一过，照样拿出来开，更要避免交通补贴拿到手，公车照样用。还要防止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让主管的企业或者下级给他们“上供”小车。 老杨头 2014.7.16 拉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