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并不注定是肮脏的利己工具， 政治可以成为一项高尚的事业
读到一篇《反新闻规律的“贪官新闻”》，评论提出，“‘打老虎’是一种特权，只能相关部门去打，媒体是不能打活老虎的，相关部门打了之后，成了死老虎，媒体才能去鞭尸。落马前新闻的静默，与落马后新闻瞬时爆发如江河决堤，让人觉得严重违反新闻规律。”
这个评论确实说出了许多人的真实感受：某些体面的大人物昨儿个还在台上人五人六，媒体报道的也都是他们光荣、正确的事情和政绩。可是，一旦“出事”，媒体也随即转过身来，抖搂出各种腐败、肮脏的劣迹。媒体觉得挺委屈，他们不能用掌握的证据来打活老虎，而只能事后去对死老虎鞭尸。
其实，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制度里，担负“打活老虎”责任的是法律制度而不是媒体;而在老虎打死后，媒体鞭尸也未必无所作为。媒体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官方信源控制着新闻，在许多情况下，媒体通过自己信源得来的信息经常是基于合理怀疑而不是充分的确证。这样的信息在媒体上暴露后，会形成公众舆论压力，促使司法部门进行调查。但媒体不是正义的化身，更不是一个国家的第二法律系统。
法国记者托马斯·弗伦齐(Thomas Ferenczi)在《媒体与民主》(Media and Democracy)一文中指出，事实上，由于新闻界人士与政治人物之间有密切关系，“他们对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有着属于自己狭隘的、局限的理念……这样也就忽视了民众的利益。”媒体对活老虎的态度是暧昧的，在老虎被打死之前，媒体中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自我职业定位即便不是歌功颂德，往往也是跟随、附和与捧场。反倒是老虎被打死后，他们才有一些不必惧怕老虎的机会。既如此，何不提出关于他们腐败的个人和制度原因，多加讨论，作一些深度分析?
新闻界若能对权势人物或阶层扮演牛虻的角色，敢于直面权力，实话实说，未雨绸缪，防腐败于未然，固然很好。但是，如若做不到这个，自然也不必气馁。斯大林在世之时，没人敢动这只大老虎，一直到断了气，仍然是一只可怕的大老虎。可是，苏共二十大让他成了死老虎。随后出现的各种揭露文章和书籍，至今对我们认识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与荼毒仍然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所以，鞭尸死老虎不仅不是多余的，而是十分必要和有用的。
在鞭尸死老虎的时候，媒体可能会扮演两种完全不同的“鞭尸者”角色，并对民众起到两种不同的引导作用。第一种是非政治的围观叫好。第二种是有针对性的政治和法治教育。
单纯的围观叫好，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非政治，它其实也包含着对公共政治的某种理解。那就是，国家大事是上头的事，不到告诉公众的时候，咱普通百姓要不造谣、不传谣。打老虎不是咱的事，跟咱没关系。咱使不上劲，让武松替咱们打，咱们只要相信武松，在一边静候着，准没错!
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指出，对于旁观式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不需要了解和认知有关的政治议题，需要的只是狂欢性质的社交聚会、例行的户外篝火、手持火把的游戏和庆祝。”这样的政治“是一件团结一致、万民一心的事情”。相比起1976年打倒“四人帮”时候的游行庆祝、歌颂英明，今天民众对“大老虎”的反应已经理智、冷静得多。
但是，看上去的理智和冷静背后，却可能隐藏着冷漠、怀疑和犬儒主义。许多人会认为，那些身居高位、一贯正确、高谈理想和主义的人物，他们原来是如此行为不堪，人格低下、道德败坏、虚伪狡诈;既然如此，如何还能相信政治可以是一件干净的事情?
一旦政治本身被视为一件必然肮脏、丑恶的事情，一切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和所有政治人物的权威性就都会被犬儒主义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负有了一项非常艰巨而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把对死老虎的鞭尸转变为一个对民主政治和法治希望的教育机会，不断提醒公众，要多关心，多思考，不要置身事外，看热闹、看稀罕地对待政治。政治并不注定是肮脏的利己工具，政治可以成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媒体与公众若能这样对待政治，也许就不会懊恼暂时不能做的，而是试试什么是眼下可做的了。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