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印尼演讲反省侵略战争但不道歉 和平承诺欠诚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2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演讲，对过去的战争表示了“深刻反省”。不过安倍并未像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50周年峰会上那样沿用村山谈话原文表明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由衷道歉”。

安倍在演讲中着重提到了1955年万隆会议确定的十条原则中的两条，即“不以侵略或侵略威胁、行使武力来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及“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安倍称：“我们发誓日本在对过去的战争做出深刻反省的同时，在任何时候都会做一个坚守上述原则的国家。”

对此，天津大学近现代史教研室副教授王美平指出，要想看清安倍政府是否真心维护和平，还需重温日本帝国的兴衰史。

1868—1945年间，日本先后吞并琉球、强占中国台湾、殖民朝鲜、侵略中国、出兵东南亚，最后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是日本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反法西斯阵营打败，成为历史正义下的“阶下之囚”。

日本战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外科手术式地解构，并主导颁布了《日本国宪法》（又称“和平宪法”），使其确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让日本放弃了战争权、交战权；二是废除了天皇在政治、军事上总揽一切大权的权利，确立了“天皇象征制”；三是镇压了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和平宪法”既是反法西斯战胜国对日本因主动挑起侵略战争而战败的“秩序安排”，又是日本走和平发展路线的“规制航标”，更是日本能被国际社会接纳并迅速发展的“前置条件”。

在身份定位方面，日本已经从二战时期的“东亚霸主”身份转变成了放弃战争的“和平者”身份，并制定了“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最终，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发展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冷战期间最大的“赢家”。而且，与周围邻国关系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修复和改善，实现了中日实现邦交正常。

然而，日本取得“经济大国”地位后，进行了重新身份定位，把原来“重经济、轻军事”的“和平者”身份改变为“国际贡献者”身份。所谓“国际贡献者”的身份定位实质是日本旨在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以便谋求快速“军事崛起”。

1983年，中曾根康弘曾认为日本应该从思想和精神层面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并把“政治大国”定位“国策”。进入21世纪，日本在政治上的“右倾化思潮”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即政治家一方面迎合国内右翼势力、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另一方面鼓动和形塑民族主义情绪并诱导舆论和国民向“右转”。

安倍在不同场合多次宣称要修改具有战争反省精神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并顽固妄言“侵略的意义从来没有明确的定义”，试图突破“战后体制”并为“东京审判”翻案。

在军事方面，日本采取诸多措施积极推进“军事崛起”，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松绑”军事武器出口限制。从1976年佐藤内阁制定的限制“武器出口三原则”，再到44年后的野田内阁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这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折。二是“扩大”军事防务理念。新公布的“日美防卫安全指针”中把从“基础防卫”、“固守本土”为核心思想的“专守防务”调整为了“动态防卫”。三是解禁“集体自卫权”，不断深化“美日军事同盟”。日美两国的防务范围从“周边事态”可以扩展到“全球范围”，理论上“自卫队可以出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综上所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自我身份定位，经历了从通过侵略谋求“东亚霸主”身份，到“重经济、轻军事”的“和平者”身份，再到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崛起”的“国际贡献者”身份的转变。

追溯和分析日本历史，能够发现和证明的规律是日本在“和平发展”之路上是“脱轨”还是“入轨”的行动逻辑取决于国家目标与自我身份的定位：当日本合理和准确进行角色定位时会使其在“和平发展”之路上“入轨”前行，从而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日本虚妄和贪婪地进行角色定位时就会使其从“和平发展”之路上“脱轨”前行，从而给东亚地区带来生灵涂炭，最终害人更害己。

而当前日本到底是要在“和平之路”上脱轨还是入轨，国际社会对安倍政府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