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在美国媒体传出有关消息十多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终于正式发布,习近平主席将于4月6日至7日赴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Mar-a-Lago)举行会晤。
这是个万众期盼的好消息,它使得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意味着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中美关系不仅将实现可控式开局——尽管整个进程因特朗普在候任期内接听台湾蔡英文电话事件受到拖累,而且有望获得稳定发展的前景。
有利两国关系基本平稳过渡
每逢美国新总统当选并上任,由于美方竞选示强语言的冲击惯性、新政府需要集中精力先内后外以及双方团队互不熟悉等原因,中美关系难免经历一段曲折震荡。如果新总统在重审对华政策过程中制造某种事件对中方进行战略试探,震荡会更大。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已经经历了六次美国总统换届,虽然每一次过渡都在双方共同利益作用下最终恢复平静步入正轨,但往往因为浪费了太多时间而影响了两国在余下任期里开展对话与合作的效率,很多好的事情都拖了下来,比较典型的是克林顿和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只有奥巴马上台时实现了快速平稳过渡,而那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关系成熟度提高,一方面是因为奥巴马政府急于取得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绩而有求于中方。
这次美国总统换届中美元首实现首次会晤花费的时间略长于奥巴马就职以后。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利用二十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举行首次会晤。但需要承认的是,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是双方特意单独安排的,不搭多边会议的车,而且历时两天,两位领导人要长谈、深谈,这就比2009年的那场首次会晤有份量、有意义得多,也显示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度进一步提高。
按照今年各种国际会议的预定安排,习近平与特朗普利用多边场合实现会晤的机会最早是7月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真要等到那时才会面显然太晚,因为中美关系实在太重要,这样一组全球性的大国关系近年越来越显示出领导人引领的特点,一次峰会对两国领导人建立个人工作关系、对双边关系中各项议程的全面启动和贯彻执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尽早实现“习特会”符合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需要,在全球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亚太地区热点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中美贸易战风险高抬的背景下更显迫切。两国元首迟迟不见面,有利于缓解紧张局势的政治决断难以做出。
尽早实现“习特会”亦是两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中美关系在两国政府各自治国理政议程上均占有特殊重要位置,这种“特殊重要”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形势下就更显重要。2017年对中美两国都是关键年,中共要召开十九大,特朗普政府要实现四年执政的“震撼开局”,优先提振美国经济、推进国内社会改革。可以说,没有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两国各自国内议程也难以顺利推进。
从特朗普执政头两个月的表现看,其声势凌厉,对竞选承诺的触碰率很高,总统架势越来越足,然而,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精英政治分子与平民主义者的对峙十分激烈,特朗普助手“通俄门”和白宫内斗传闻不断流传出新的版本,特朗普新政继续在涉及党派政治和价值分歧的领域遭遇内外抵制,民意支持率不断下降,市场信心滑落,舆论环境十分苛刻。迄今为止,特朗普“百日新政”计划着力攻艰的几项“重点工程”均遭挫折,两版“禁穆令”被司法叫停无法实施,旨在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新医保法因凑不够支持票而被特朗普主动撤消国会表决,而美墨边境筑墙、税收制度改革、大规模建计划等也因内部分歧仍大而迟迟不能出台或真正落地。外交方面,线索极为含混模糊,除了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被媒体抓住的各种“尴尬瞬间”,了无建树,推翻竞选语言迅速向美国外交传统靠拢的特点倒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特朗普急需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与习近平主席的“海湖庄园会”对他来说就更重要了。如其愿得偿,“海湖庄园会”将成为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最大甚至是唯一“亮点”。从此意义上讲,美方对此次“习特会”的期待并不比中方弱。
外界也以前所未有的热度关注和期待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和美国内外政策的“右转”,使国际社会感受到不确定性,而中国坚持推进、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对美国政策的保守主义、保护主义转变的一个平衡、牵制。国际上很多人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跳出与中国争利的逻辑,中美两国能及时伸出协调之手,避免对抗冲突,把从实现经济再平衡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全球性议题持续进行下去,全球共赢而非多输。一个同样重要的背景是,中国越来越强大,美国越来越内顾,广大中小国家看到了“历史临界点”的临近,还是希望中美关系和顺、合作,以免被迫在中美之间重新做选择。
当然,对于日本、韩国、印度、朝鲜和个别东盟国家以及台湾方面来说,他们关注“习特会”的重点是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会不会在中美协调中被牺牲。
全球性大国关系“新标配”
“海湖庄园会”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外交创新,在双方均已有先例。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飞赴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奥第二任期内的首次会晤,正是习主席亲自主导了那次的中国外交创新。特朗普已于今年2月在佛州度假地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过类似形式的会晤。而在美国外交史上,总统把外国领导人请到自己的庄园、度假地举行“不打领带的”、“端着啤酒杯的”或“高尔夫球车上的”叙话,是只对重要国家特别是特殊盟友伙伴国家适用的安排。
对中美两国来说,第二次庄园会晤的举行有可能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确立一种非正式高峰对话的传统模式,在今后双方的关系议程中延袭下去,其重要性和实际效果恐怕比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还要大。
首先,双方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都已熟知彼此关系的重要性,需要确立某种适应双方国力变化和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具有高度务实精神的特殊安排,使两国最高领导人得以从繁琐冗长的礼仪安排中解脱出来,抛开助手准备的谈话要点,在宜人的环境中专注于实质话题的深入交流和探讨。
其次,双方战略文化、外交传统、政治模式和彼此关系敏感性、重要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是一种典型的领导人引领和驱动型关系,两国之间诸多议题的解决和推进---分歧问题也好、合作议程也好,最终都要靠政治决断,最高领导人之间能否建立深厚的个人友谊和顺畅的工作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
第三,也是最具历史标识意义的,中美关系已成长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关系,两国看待对方的视角都在调整,彼此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相对平视,美国对华戒备深重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美国日趋重要,中国变得自信但也无心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美外交需要在形式上和内里中进行转型升级,建立与新型全球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标配”。
事先作出层层铺垫
为实现此次会晤,中美双方一段时间以来积极接触,以密集步骤做出层层铺垫。
先是传统与灵活外交方式相结合,消除特朗普接听蔡英文电话事件的不利影响,包括特朗普女儿赴中国驻美使馆出席春节文化活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与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闭门会晤、特朗普向习主席致春节贺电并在随后的两国元首通话中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接着就是两国外交、经济团队的高级别官员以多边场合会晤、双边互访和通话等多种形式就总体关系和重大议题进行沟通,摸清对方关切、试探对方底线,为元首会晤作出预热和准备,包括汪洋副总理与美国财长努钦通话、杨洁篪国务委员访美、两国外长在德国波恩会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等。
值得一提的是,两国社会层面---从智库到学者、商界人士,也为促成元首会晤做出了自己的积极努力,而且有些渠道还做到先试先行,做成了政府部门和官方背景机构不便做的事,为政府部门摸清线索、形成思路、做出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这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社会化趋势,也体现了中美合作的人心向背。
目前看,实现“佛州庄园会晤”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氛围具备,底线性共识也有了,那就是中美关系极其重要,双方不应陷入对抗,更不能起大的冲突;世界上的很多事,包括特朗普政府急需做的事,离开中美协调合作办不成。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8日至19日首次访华期间,两次明确表示美方愿与中国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积极关系,事实上接过了中方一直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提法。虽然美方这一表态的诚实度还需经受时间的检验,但毕竟发出了特朗普政府开始以贴近美国外交传统的务实态度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信号。
谈什么、怎么谈
超越意义,人们更关心“海湖庄园会”将会触及什么样的话题,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将对不确定性很高的亚太乃至国际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3月30日,特朗普发推证实了他将与习近平会晤的消息:“下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们的庞大贸易赤字和就业机会的损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美国公司必须准备好做出其它的选择。”这条推文再次印证了,在特朗普心目中,“海湖庄园会”的首要目标是取得中方在经贸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但特朗普是否想好了,在中方关切的重大问题上,除了那些口头上的表态之外,美方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帮助和照顾呢?
中美经贸关系在利益交融更趋深化的同时,基本结构和形态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竞争性明显增加。要遏止本国产业空心化势头的特朗普政府试图用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办法重构中美经贸关系,甚至无视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基本运行规律,逼中国向美国让利。特朗普政府不是不知道中国从美国获得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反哺了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间接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增长,也不是不知道一旦打起贸易战美国会损失更大,但出于短期国内政治的需要罔顾这些事实继续炒作“中国偷走美国就业机会”等论调。
“海湖庄园会”是元首级别的,不大可能由领导人具体谈判关税问题,但经贸政策协调仍将对全球经济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是中方“替天行道”遏制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倾向必须抓住的机会。一次会晤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战的风险,但足以牵制特朗普的莽撞而为。3月31日,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令,授权商务部调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授权国土安全部强化“双反调查”执行力度,看上去来势汹汹、矛头有所指,但仍然显示了特朗普并不敢跳出专业手段以极端方式实现贸易诉求,尚不能作吹响贸易战“集结号”的解读。可以预见,“海湖庄园会”后,局部的、小规模的经贸摩擦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化现象,但只要其不脱离基本的国际贸易规则,就可以得到控制,不致破坏两国互利共赢的大局。
长远来看,克服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障碍,解决贸易争端,关键在于推动各自经济改革的接轨,继续做大两国合作蛋糕,让双方市场为两国企业界和民众提供更多创业、发展机会和生活利好,两国领导人应该指明这条路径。美方也需要明白,如果元首会晤释放了打贸易战不可避免的信号,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业绩才是重大打击。
朝鲜半岛局势肯定是“海湖庄园会”的重要议题,毕竟特朗普政府把处理半岛危机作为其亚太安全政策当务之急,半岛形势也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朝鲜自特朗普当选以来连试导弹,有可能即将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但围绕朝核导问题的讨论也不可能只按照美方中意的模式进行讨论,美韩在半岛长期举行大规模军演对朝方形成的刺激、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战略安全造成的威胁,是美方回避不了的问题。
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对朝“战略忍耐”政策“终结”,强调将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一切措施促朝弃核。媒体把过多注意力放在了报道特朗普政府不排除对朝动武选项这件事上,忽略了美方(蒂勒森国务卿)也公开重申了对朝无敌意,无意改变朝政权,仍以促朝弃核为目标。中美曾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下密切协调。在贯穿上世纪90年代至奥巴马执政第一个任期,朝核问题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合作点、双边关系的促进因素。然而随着朝核问题形势的变化,维系两国合作的纽带正在发生断裂,只有中美两国重新界定彼此合作,才能把朝核问题扳回大家都能认同的轨道。而这项工作的关键,是重新界定双方处理朝核问题的共同目标---促朝弃核,以此为前提重新商讨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在中方议题单的首要位置,还是两国关系怎么搞,经济利益如何协调。当然也会包括两国对话机制如何延续、改革,两国国内改革调整如何避免互害争取共赢,以及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只要美方明白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的道理并且把这种尊重付诸现实,话好说,事好办。
首次“习特会”需要在界定新时期中美关系所应恪守的原则和遵循的基本发展方向方面达成明确共识,厘清两国在新时期需要、可以和必须优先开展合作的领域,就如何在新形势下保持中美密切沟通与对话做出初步的顶层设计,并且共同强调面对风险和挑战管控分歧的强烈意愿。同时,会晤有必要就如何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避免贸易战取得令世人宽慰的谅解,就包括反恐、朝核、南海、台湾在内的敏感问题传递明确有力而非模棱两可的信号。
总之,“海湖庄园会”应当是一次基调积极、风格务实、成果可见的会晤,唯此,中美关系方有可能真正开启一个务实合作的四年,并如蒂勒森3月访华期间公开期许的那样“解决两个大国今后50年如何相处的问题”。
“结果驱动”与“原则保障”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复杂、微妙的时期,双方结构性矛盾和共同利益都扩大,摩擦冲突点和协调合作点都在增多,前路坎坷但并没有堵塞,穿越丛林沼泽之后可能是广阔空间。没有两国元首的指引,双方团队在丛林中的摸索显然要多费很多周折。当然,不能指望一次元首会晤就能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但元首会晤本身这种最高层的协调形式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步骤,否则,围绕重大敏感问题的讨论就有可能沦入授权不足、互掷口径、难以实质推进的局面。
展望“海湖庄园会”,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风险。最主要的,一是领导人个人性格、风格发生碰撞,如果被媒体捕捉到并无限炒作放大,有可能冲淡这次重要会晤的本来意义和成果宣示。二是美方在会晤中话说得好听,会晤结束后不久就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从而削弱中美高层沟通的公信力。这里特别要提及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如果美方真像此前某些小道消息传言的那样在“习特会”举行后不久向台湾出售高速导弹等新一批先进武装装备,那么将不可避免挫伤中美合作的动力和支持力。
特朗普有一句话说得没错,这将是一次艰难的会晤。习近平主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带着中国的自信与底气前往海湖庄园,说明中方是有备案的,也有将美方压力转化为合作机遇的勇气、远见和能力。
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助卿董云裳3月下旬在陪同蒂勒森国务卿访华前夕公开表示,美方寻求“结果驱动型的对华关系”(a results-orient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什么是“结果驱动”?就是搞外交、处理对华关系很实际,要看双方处理每一件事的结果、效果决定下步怎么走、干什么,对对方究竟该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重实效,看具体问题的协调结果,这一点不应有何疑问。中方这些年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不断积累,从过分讲究规格、形式、“你来我往”,也变得越来越注重实质内容和具体效果了。但是发展中美关系不能只讲实利不讲原则,不应只靠结果驱动,也要有原则保障。“海湖庄园会”就将是一次务实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