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围城的政治学

　　胡文辉 学者，广州    

　　根据和田龙小说改编的电影《傀儡之城》，背景是熟悉的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情节则是不那么熟悉的一场城池攻防战。

　　话说，在织田信长猝然遇袭身死之后，丰臣秀吉迅速代之而起，指顾之间，强敌仅余下关东的北条氏。随后秀吉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讨伐北条氏，在进击其大本营小田原城的同时，派遣最宠信的石田三成分兵围击武州忍城。忍城由忠于北条的成田氏统领，四周皆农田、洼地，易守难攻；但由于兵力悬殊，城主成田氏长已跟丰臣秀吉暗通款曲，有了不战而降的默契。当氏长领兵出援北条氏，留下家臣成田泰季担任代理城主，泰季随即病亡，接任城代一职的，是泰季之子、人称“傀儡”的成田长亲。

　　就是这位看似无能的“傀儡”，在大军压境之际，却推翻了原来的计划，拒绝了石田部的招降，遂以五百武士，加上两千余由百姓拼凑起来的虾兵蟹将，对抗石田两万多的大军。石田在仅有的一次进攻惨败之后，即改变战术，动员大军和民众筑起堤坝，水淹忍城……

　　作为故事，情节的重点放在了成田长亲一方，将抵抗者英雄化，将抵抗的过程浪漫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必相信，历史真的就是如此；作为史实，我以为，事件的重点恰恰应在石田三成一方，尤其在战略运用方面———以他们的兵力，若倾力死战，攻破忍城是迟早的事，为什么宁愿费时费力，采取迂缓的筑堤围城之法？表面上，堤坝因当地百姓破坏而决口，使石田部淹死近三百人，忍城似乎渡过了难关；但实际上，忍城已因水淹而陷于饥困，根本无力再战了。而此时北条氏的小田原城又已陷落，城主成田氏长也来函下令开城迎敌，于是忍城最终顺理成章地向石田部投降，那是虽败犹荣的投降，是体面的投降，但仍是投降。

　　和田龙原著的开篇，提到此前丰臣秀吉曾用“水攻”之术攻破高松城，石田三成即师承其法。但更值得重视的，是秀吉攻打鸟取城的策略：“‘那可不仅仅是攻城陷地啊。’对于秀吉的攻城战术，三成是这样评价的。秀吉自有他的意图。为了让这些敌方的据点永远失掉反抗的意志，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攻城战法，以使敌人只要一想起，就禁不住心惊胆战。攻打鸟取城的时候，秀吉命数万大军将城池彻底包围，却引而不发，静待城内粮草尽绝，结果城内果然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秀吉的军师竹中兵卫之子竹中重门在其所撰秀吉传记《丰鉴》中战战兢地记述道：‘饿死人之尸骸碎而食之。’”(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页4-7)我想，忍城之战，与鸟取之战，在战略上实出一辙——— 筑堤水攻并不是关键，围而不打才是关键。    我们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远些。按古代的技术条件，战争中城池攻与防，为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忍城式的围困战绝非日本独有的。

　　美国军事史学权威汉森的《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书，以横切的方式分析希腊战争，其中专辟一章讨论围城战，似为一般编年性质的战史所罕见。汉森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至少有二十一次围城战，而真正的重装步兵会战只有两次。最突出的是斯巴达人围攻雅典盟邦普拉提亚一役：斯巴达人堆建出巨大的斜坡状土墩，将守军不足五百的普拉提亚小城彻底围困，耗时四年，始将其攻下，“为拿下该城，阿基达马斯(按：斯巴达国王)实质上已在不明之地和旷野之中建造另一座城镇。他的野外工事两倍于普拉提亚本身城墙周长，而且近乎一样精致。……在一名局外的中立者看来，就一个弹丸小镇花费的这一切劳作和资金毫无意义；可是，对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维奥蒂亚盟友来说，普拉提亚现在成了一个象征，既象征他们对雅典帝国进行一场嗜杀的战争的意图，也象征他们这么做的能力。”

　　还值得留意的是雅典人围攻弥罗斯岛一役：作为斯巴达的盟邦，弥罗斯不过弹丸之地，而且在两大帝国间采取中立策略，但雅典仍遣数千士兵，在弥罗斯城周围筑起围墙，海陆封锁，终迫使弥罗斯人无条件投降。在战前的谈判中，雅典人与弥罗斯人曾有著名的争辩，雅典人明确表达了不得不战的缘故：“……因为和你们的友好，在我们的属民眼光中，认为是我们软弱的象征，而你们的仇恨是我们力量的表现。”又说：“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和你们一样，现在还没有被征服的岛国人民，或者那些因我们帝国所给予的限制而感到仇恨的属民。这些人民可能轻举妄动，使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入很明显的危险之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五卷第七章)也就是说，雅典人剿灭弥罗斯，跟斯巴达人剿灭普拉提亚一样，其意图也是政治性的。

　　此外，罗马帝国前期，罗马人围困犹太反抗者的马萨达之战，也非常典型。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地区已被扫平，只剩数百犹太人据险坚守在山岩上的马萨达堡，而罗马人也采取了筑墙围困战法。美国战略分析家勒特韦克在其《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的导言里，就举马萨达为例，解释罗马的威慑战略：“在全部罗马军队总共仅有29个军团去驻防帝国全境之际，一个军团被部署围困马萨达，在那里依靠庞大的工程劳作制服要塞，包括堆造一个巨型斜坡直达山顶。这是一番巨大的、似乎非理性的紧缺军事人力投入——— 果真如此？这整个三年的行动，连同其目标的无关紧要，必定给东方所有那些可能非如此便禁不住要想造反的人造成了一个不祥的印象：马萨达的教训是罗马人会穷追叛乱，甚至追到位于远远沙漠的山顶，以摧毁其最后残余，而不管代价如何。”    回过头来看，石田三成围攻忍城，在动机和战术上，跟希腊人围攻普拉提亚、弥罗斯，跟罗马人围攻马萨达，不也大同小异吗？都是筑起庞大的城墙或堤坝，以城围城，通过长期性的地理窒息，耐心而无情地彻底压垮守城者。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忍城战役的意义，不在于守城者的抵抗意志，而在于攻城者的围困策略；它与其说是一场热血的守城之战，不如说是一场冷血的围城之战。

　　当然，忍城之战的结局要温和得多。普拉提亚、弥罗斯陷落后，妇孺卖作奴隶，男子几乎一律处决；马萨达陷落时，犹太男女大都自杀身亡；而忍城的武士从此虽被剥夺领地，军民却能全身而退，几乎称得上是皆大欢喜。但这未必出于丰臣秀吉作为胜利者的大量，只是不同的形势需要不同的手腕罢了。希腊人正处于战争中，需要血腥来造成政治威慑；而秀吉刚刚平定北条氏，需要怀柔以安抚人心。希腊人是“抵抗从严”，日本人是“坦白从宽”，手段相反，但意图无异，都不过是一种示范性的“维稳”策略而已。

　　在比较这些战例时，我有一个感触：自近世以来，在泛西方化的政治话语中，被视为民主之源的雅典无疑占有很特殊很崇高的地位，可是，在战争中，在围城战之中，论残忍的程度，民主的雅典比之不民主的斯巴达毫不逊色。弥罗斯人的悲剧，就是雅典公民通过投票决定的，如汉森提到的，连近代英国的希腊史学家、“雅典的伟大辩护者”格罗特也承认：“看雅典人对弥罗斯人从头到尾的做法，在希腊史展示给我们的残暴加不义的片段中间，它们构成最恶劣和最不可原谅的之一。”在此，我看到了美国的影子。至少在战时，在为求胜利不择手段方面，民主的美国比之不民主的纳粹德国、苏联或日本，也是毫不逊色的。

　　所有的那些残忍，当然得归到制造了残忍的国家或民族的账上，但归根结底，得归到我们人类的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