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日本的年轻人
1980年11月,因《小灵通漫游未来》而名声大震的科幻作家叶永烈,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日本留学生的信。这位年轻人是一位科幻迷,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很感兴趣,想请教一些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问题。在这之前不久,日本刚成立了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尽管当时这一组织只有十几名会员,规模可谓极小,却不同寻常,因为这是日本、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组织。年轻人就是通过这个研究会找到了叶永烈的地址。这让叶永烈很感兴趣,开始与之通讯往来。翌年,年轻人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打算以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为论文研究对象,由于当时的复旦中文系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最终由叶永烈担任他的论文导师。
此前,在70年代末,“中国科幻创作最早始于何时”这个问题颇不明了,这激起了叶永烈一贯的钻研欲。通过查证,他把起点推进到1932年老舍的《猫城记》———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部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作品,因为政治原因在解放后难再出版,几乎已被遗忘。如今,在严谨的日本青年的“逼迫”下,叶永烈不得不再去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翻寻。在他们的努力下,部分晚清科幻重见天日,一段久已被埋没的过往开始浮出水面。意识到一座宝库正有待发掘,叶永烈建议某些机构研究这一课题,可惜未能得到重视。不久以后,中国科幻成为“精神污染”而遭到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并跌入了谷底,叶永烈愤而改行,写起了纪实文学。不过,带着大量的文字及图片复印资料回国的日本青年,却在几年以后出版了一本奇怪的书———《飞翔吧!大清帝国》。这位青年就是武田雅哉。
一场重现清末幻想的“幻灯会”
说《飞翔吧!大清帝国》奇怪,是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对图书分类的一般印象。它显然并非以文字论说见长的学术著作,但也并非一本以图片为主的画册。尽管作者具有日本学者惯有的那种“令人发指”的文献收集能力,在书中旁征博引,却不怎么遵从严谨的学院规矩,不少材料并未一一标明出处,许多论断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观点,不如说是富有情趣的即兴发挥。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他为重现清末人们的幻想而举办的一场“幻灯会”。
在武田雅哉看来,古典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清朝末年,是人们的想象力向宇宙内外延伸扩展的时代。“人们从科学书籍和报章杂志中获取了诸多的新观点和新视角,借由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在遇到以往没见过的事物时,他们或许就有能力习惯、亲近它们,享受新鲜感带来的惊奇和兴奋吧。”借助想象力大为依赖的视觉图像,他试图为我们重新描绘出清末人头脑中那一个个简直是现代天方夜谭的奇异时空。
确实,清末尤其是最后十年,正是中国人全方位体验现代性的空前年代,西洋科技则是最让人震惊的部分。彼时,距离一战引发的对现代文明的大反思还有些年头,人们津津乐道于种种新发明,大谈特谈新鲜的“二十世纪”。借助于日译本,那些梳着大辫子或者才刚剪去辫子的人们,对“科学小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也还没有今天所谓的“科幻小说”即Science Fiction这一稳定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最先在其创办的《新小说》使用小说分类,其中一项即为“科学小说”,而同在日本的留学生周树人,则正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从月球到地球》译成中文,并在“弁言”里展望了未来人类移民太空甚至星球大战的场景。科学与文学的交会成为一时风潮,吴趼人、徐念慈、包天笑、陆士谔等一批文人志士参与到翻译和创作科幻的潮流中,于是我们在《新法螺先生谭》(1905)里看到法螺先生灵肉分离、飞翔太阳系各大行星;在《新石头记》(1908)里看到贾宝玉转世再入红尘、乘飞车狩猎大鹏、坐潜水艇遨游海底;在《新纪元》(1908)里看到从南海到印度洋、到红海、到地中海的一场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世界大战;至于《电世界》(1909)里那位留着大辫子、借着电翅膀和鍟质枪在天上随心所欲消灭敌军、统一地球、实现世界大同的电王,简直比钢铁侠还超前了不知多少倍。这些与今天的科幻似像非像的作品,像一个个转基因造物一样,稀奇古怪,令人瞠目结舌又微带萌感。
不能嘲笑那奇妙的大象
当然,武田并没有拘泥于文学作品,他不时抛出一幅幅被我们自己忘却的图像来吓人一跳,然后配上幽默解说。来自报刊和小说插画的图片,直观地展示了那种古今交错时的凌乱感。例如,“不管是桃花坞的年画,还是画报上的插图,从他们的实验结果所生出的绘画空间,并不像西方那样,整个画面都被严谨的几何角锥体布满。将使用透视法的部分和沿用旧法的部分并存于同一画面内,或随意安置两个以上的视点,这样的绘画犹如令人眼花缭乱的‘畸形空间’。”
武田细心地注意到,新旧画法往往严格按照表现物的国籍来分配:属于西方的人或物,就用画师们正在模仿和体会的西洋画法来处理,而属于中国的人或物,则用他们熟悉的中国传统画法来处理。“这样的绘画空间,就像设有外国租界的近代中国的都市空间一样。”“清末的画师们,绝不甘于当个时代的记录员,他们把惊奇和兴奋注入包括自己在内的近代中国人眼里,着实撼动了时代!”
在武田看来,热气球、飞车、机器人一类现代发明,对于许多未曾见过实物的画师们来说,就像过去的大象:不曾见过大象的画师,只能依据传闻和奇怪的图片来画它们,而一旦这种假想的形象拥有了力量,它就会构成该种动物图像的规范——— 既是如何作画,也是如何看画的一套机制,而远方的真正大象实际上如何却已变得不重要了。可贵的是,武田强调,我们不能嘲笑那奇妙的大象。“那里有我们经常忽视的、由真挚想象所建成的动物园。”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晚清人去想象自我与世界,并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态上烙印下了时代的精神分裂印记。
说句公道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许多想象无疑是太“过分”了一些,当时人却未必觉得有什么不妥。比如,晚清小说中有幻想用照相术照见人的灵魂,其实,谭嗣同曾会见以主编《格致汇编》而闻名的传教士傅兰雅,对X光照片惊叹不已。不知傅兰雅怎么想的,居然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还有更厉害的呐,能测绘出人的心中所思所想所梦,“由是即可以器造梦,即照器而梦焉。”来自西方的权威人物如此信誓旦旦,怪不得国人不把今天看来仍很“梦幻”的事物当“现实”来展望。另外,谭嗣同还读了傅兰雅翻译的奇书《治心免病法》并深受启发,这不过是一个美国人发明的精神疗法,却在当时影响甚广。至于鲁迅的同学、革命志士陶成章自学催眠术并在上海传授却不见效果被人当成骗子一类的故事,皆提醒我们,如果不去深入测绘当时的“科学认知图”,以此来与清末的科幻予以比照,就难以真正理解科学与文学的交融。而这方面的工作似乎还有待展开。
正是在那样一种传统的“奇门遁甲”与时髦的“现代科技”杂糅的氛围中,出现了武田所谓“最后一次妖怪大游行”。武田罗列了不少《点石斋画报》里关于怪兽出没事件的报道。这些报道在今天看来尤其不可思议,但这或许正说明我们已经完全地“现代”了,才会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心态和目光去“审查”如此“不科学”的“新闻”。而在当时,“人在天上凌空虚步”、“无头的妖怪在街上到处跑”一类的消息却屡见不鲜。有意思的是,武田发现,很多妖怪的形象,其实是根据《山海经》的图像设计而成,甚至干脆照原样摹绘下来的。这倒提醒我们:幻想可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应,它也常常变成某种物质性的现实。
那气球仍停留在大气层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本书,武田还著有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有趣读本。其中,《桃源乡的机械学》延续了他对怪物的一贯热情,对古往今来的中国奇异幻想如数家珍:从猪八戒惊人的食量到传说中的“昆仑”,从桃源乡的不死药到脑电,从地生羊到江青、彼得大帝对永动机的迷恋……经他的友情提示,我们中国读者也许会惊叹:我们原来是这样一个可以若无其事地讲述种种不可思议故事的有趣民族啊!这书目前已有了繁体译本。此外,他与日本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早期发起人之一林久之(岩上治)合著了一本《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2001),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大规模的中国科幻通史,以明确的类型文学意识叙述出一套上至起源(古代神话)下至当代、涵盖港台的历史,可惜至今还没有中译本。
晚清文化研究算得上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热门。得益于此,较之于中国科幻的其他历史阶段,作为起源的晚清科幻应该说已经得到相对充分的研究,包括一些重要的学者都对此有所关注,如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 晚清小说新论》和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等,都旨在打乱文学史线性发展的“后见之明”,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式,还原后来被淡漠的、“五四”之前的历史丰富性。当历史记忆被改写或补充后,对命运的理解和想象就开始生发。王德威就曾感叹:“如果当年的鲁迅不孜孜于《呐喊》、《彷徨》,而持续经营他对科幻奇情的兴趣,对阴森魅艳的执念,或他的尖诮戏谑的功夫,那么由他‘开创’的‘现代’文学,特征将是多么不同。”遗憾的是,在世纪初的那场短暂而热烈的相遇之后,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重要知识分子就再没关心过科幻了。或许是“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吧,以至于被视作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足足用了三十五回、野心勃勃地铺排了宏大的构架后,却戛然而止,那气球仍停留在大气层里。也难怪武田在“放映”完种种呼之欲飞的幻灯片后,最后带出的却是“中国人的心里真的有想要飞起来的愿望么”这样沉重的疑问。
令人感慨的是,武田这本书出版后,本来在日本也已没什么人知晓其存在了,“已经变成一本佚书了”。如果不是2008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或许就和它所研究的对象一样,从此渐渐退出历史的记忆了。所幸,如今借着简体版(删去了“台湾版后记”,新增了一份年表),它第二次重回历史的序列中,让更多人的记忆重新排列,并在愉快的阅读中露出会心的微笑和慨叹:“晚清的先贤们,竟是这样想象未来的啊!”正是在那陈腐溃败的帝国垂死之躯里,孕育出来那些想要飞翔到天空和宇宙深处的奇妙想象。如今,这些有奇妙之想的人,或许已经摆脱了沉重的肉身,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怀着对众生的大爱,飞向星空的深处了吧。
□ 飞氘(科幻作家,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