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

　　原标题：毛泽东《七律·答友人》这位友人到底是谁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是毛泽东一首题为《答友人》的诗，在1963年12月公开发表的时候，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谜：这位“友人”是谁？为什么毛主席赠诗给柳亚子、郭沫若时，都有名有姓，而对这位“友人”却隐姓埋名呢？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对“答友人”的注释为：“友人即周世钊(1897-1976)。周是湖南宁乡人，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后曾参加新民学会，这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全篇鉴赏》，披露了1963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毛泽东诗词》集子时，此诗在清样稿上标题原为《答周世钊》。随后，作者在这个标题的周世钊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学二字。最后他将“答周世钊同学”5个字圈掉，把标题改定为《答友人》。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向外文出版局英译者袁水拍当面答复说：“‘答友人’指周世钊。”

　　至此，这个谜团应该说彻底解开了，毛所答友人为周世钊先生，而且是答周先生一人。人们理当尊重作者的意愿和他最终的决定。

　　然而，在史海沧桑的沟壑中，事由往往另有缘起

　　在这之前，人们围绕这首诗所答友人是谁的探讨，就演变得另有意义。

　　一首诗从最初构思到最终定稿(包括其标题)往往需要一个过程。人们研讨一首诗词时，往往会溯及它的过程稿，包括缘起稿。这一现象，在我国古代诗词的研究鉴赏中屡见不鲜。毛泽东主张，对于一首诗词作品，读者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的领导主张对毛诗的研究，学术上、艺术上要宽松些，这是完全正确的。

　　既然读者对友人是谁有不同的理解，也不违反诗规。周老的亲属不是对友人是谁的理解也有过一番探索吗，他们最初也不认为友人即周世钊一人。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1月出版、由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陈晋同志撰稿，逄先知同志任顾问，杨胜群同志为出品人)对于《答友人》的表述也并未拘泥“答周世钊一人”。文学作品如此处理应当说是深得毛心的。

　　周世钊先生的亲属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解读，既然也有过偏离毛自己解释的时候，那一般读者中出现此种情形就不足为奇。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答友人》这首诗的缘起，与“九嶷山人”乐天宇有关，至此，这位被历史沧桑淹没了原来那个模样的乐天宇，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这样“隐姓埋名”在历史时光中，说来话长，让我们正式认识一下这位中共早期的革命者。

　　中共早期的革命者，从学生到农民领袖

　　乐天宇，1901年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官桥乡蔴池塘村。自幼聪慧，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并接受进步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汤”(汤芗铭)，“驱张”(张敬尧)等爱国运动。乐天宇出席过由毛泽东召集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这是他与青年毛泽东的最初交往。(杨正国《毛泽东与友人乐天宇》，载《党史纵览》2004年第9期)

　　1920年，乐天宇同杨开智一起考入京师大学堂农业专门学校，在杨昌济家结识了邓中夏、何孟雄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从长沙来到北京的毛泽东，也有进一步的接触。乐天宇也是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2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出任团支部书记。1924年1月，他与陈毅同一日转为中共党员，乐天宇任第一任中共北农大党支部书记，其后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

　　“三·一八”惨案后，一大批被北京政府通缉的中共党员转移到张家口地委工作。乐天宇任农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实业厅的农业技术员。乐天宇利用这个身份搞农运非常方便。1926年冬，乐天宇奉中央之命调回湖南，被派回他的家乡宁远县。这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运动已经在湖南全省展开。奉党组织之命，乐天宇回宁远后，在他的主持下，宁远县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1927年5月26日“宥日事变”，零陵各地的农民运动遭残酷镇压。乐天宇外出时被国民党逮捕，押解到长沙陆军监狱。敌人施以酷刑逼供，他守口如瓶，被判死刑，经多方营救，改判10年。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乐天宇与难友趁机冲出监狱，找到了红三军团司令部。当时，第八军的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接见了乐天宇。何长工说：“我们晓得你。”邓乾元对乐天宇说：“你是大学生，文才出众。”乐天宇就到《红军日报》当记者去了。后因腿部负伤，不得不藏身治伤…伤好后，这只孤雁从湖南到湖北，从湖北到河南，又从河南到陕西，苦苦地寻找他的“头雁”。

　　他发现“烂泥洼”，建议开垦种粮，毛泽东和朱德亲自听他汇报，成就后来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38年，党组织通知乐天宇，调他去西安做统战工作。1939年冬天，乐天宇来到向往的延安(据李锐同志回忆，他和乐天宇是由西安同乘一辆车到延安的)，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他想，自己学的专业终于可以在这里一展身手，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尽快帮助边区政府发展生产，摆脱困境。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最高首长，是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乐天宇直接找到李富春，讲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立即组织科技人员，对边区的农林资源进行一次考察。

　　乐天宇的建议得到了中央主管首长的批准。1940年5月中旬，乐天宇一行6人，辗转47天，走遍了甘泉、延川、固临等15个县，采集了2000多种标本，考察了整个边区的土壤、气候、林相及其分布情况，行程千余里，回到延安，把一份厚厚的考察报告交给李富春。

　　李富春连夜看了乐天宇的考察报告，兴奋得睡意全无。更叫李富春高兴的是，乐天宇说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在回延安途中，发现离延安80多里处，有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有80平方公里大小。那里水源丰足，土质肥沃，很有开垦价值。如果把那个烂泥洼开荒种上粮食，边区军民的吃穿就不用发愁了。这个惊天喜讯，通过李富春，一下子就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和朱德随后又分别亲自听了乐天宇的汇报。

　　谈完正事，毛泽东留乐天宇坐了一会儿。从长沙、北京到延安，一晃就是20多年过去了。他们谈了很多，不知怎地就谈到了九嶷山。乐天宇如数家珍，毛泽东也十分神往，背起了古人咏九嶷山的诗词。毛泽东说：“我这个湖南人，全国也跑了不少地方，却没到过九嶷山。红军长征时从那里过，也没停脚。”

　　乐天宇说：“我们九嶷山的确是个好地方。我念首诗您听听吧！‘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嶷山。消磨筋力知余几，踏遍人间五岳还’。”毛泽东问：“谁的诗？”

　　乐天宇说：“何绍基的。何是道县人，和宁远一山之隔。但他壮年在外做官，一直到70多岁告老还乡后，才去九嶷山一游，写了这首诗。”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拿何绍基的诗笑我呀。何绍基的诗一般，但字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去九嶷山看看。那是舜帝南巡的地方呵。”

　　自此，毛再见到乐天宇，每每情不自禁地称他为“九嶷山人”。

　　不久，乐天宇奉命陪同朱总司令，先后三上“烂泥洼”考察。总司令看上了这块宝地，正式建议将地名改为南泥湾。之后，朱德和毛主席亲自下达了开垦南泥湾的命令。

　　开垦南泥湾，发展农畜牧业，助边区政府摆脱困境，但却鲜有人知乐天宇的贡献

　　当南泥湾热火朝天开发起来后，人们很少见到乐天宇的身影，也很少有人知道乐天宇的名字。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了生物系(后改名农业系)。自然科学院的院长，是年高德劭的徐特立。乐天宇经边区政府任命担任生物系主任，建设厅林务局局长。他还在南泥湾成立了新中国大农场，一年下来，他们在改良品种，推广种棉花、水稻，种桑养蚕，防治病虫害，发展耕牛，扑灭牛瘟等一系列农业、畜牧业基础科学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农牧业生产和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

　　值得人们怀念的是，乐天宇为延安引入了西洋苹果乔木，在光华农场试栽成功后，在凤凰山巅和延河两岸都种满了苹果树。从此，苹果就在延安落地生根。乐天宇不会想到，正是当年他引进的几棵纤弱的果树，把从来没有见过苹果的延安人，引上脱贫致富的大道。昔日贫瘠的黄土高原，变成了流光溢彩的大果园。之后，苹果一直是延安农业经济中覆盖面最广、持续效益最高的主导产品。(2006年10月19日《北京日报》“长征故事：山丹花开”)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乐天宇开始主持华北大学农学院的工作。

　　“进京赶考”与农大风波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乐天宇做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京隆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诞生了中华全国第一自然科学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梁希、李四光、茅以升、严济慈、乐天宇等被推举为正式代表。在此期间，乐天宇亲历了开国前夕的这一历史时刻。回到住处，乐天宇久久不能入睡，庄严的使命感、自豪感充满胸膛。共产党从井冈山打进了北京城。战争的法则、战争环境中的习惯性思维，几乎从上到下都是烂熟于心了。尽管毛泽东谆谆嘱咐全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后，要牢记“两个务必”，但环境的变化、地位的变化，总是会引起胜利者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共产党里精英云集，但当时，能有几人真正理解毛泽东“进京赶考”这句话中的深刻含义！

　　1949年9月10日，中央指示北大、清华、华大三个农学院合并。1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派乐天宇、俞大绂、汤佩松、沈其益、徐纬英、熊大仕等25人为农业大学校务委员，组成校务委员会，以乐天宇为主任委员。三校农学院合并的决定，体现了党中央对农业科学的重视。对乐天宇来说，他当然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26年前，他还是北京农大的一名学生，此时此刻他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这无疑是一次严酷的考试。

　　新中国成立了，在怎样建设的宏观理念上，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苏联模式”。三校合并后的北京农大，当然毫无例外地要向苏联学习。作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党总支书记，乐天宇恨自己分身无术。从院系的机构、党组织、行政管理到教师职工住的吃的……都得“打烂重做”。

　　农大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就是遗传学。从中国有“现代农学”开始，从外国介绍进来的，就是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经典遗传学体系。李景均教授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当时，金陵大学已经迁往成都，条件非常艰苦，李景均却应聘去该校的农学院任教。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转到北大农学院任农学系主任。当时他才34岁，是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

　　当时，乐天宇在学术上，完全援引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把米丘林的学术思想称之为“新遗传学”，而把摩尔根体系称为“旧遗传学”，进而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把“旧遗传学”贬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形中在中国农学界把米－摩两个学派推到了对立的位置上。李景均教授公开批评乐校长观点“错误”。

　　一个位高权重，一个学养深厚，那“碰撞”就是难以避免的。李景均感到日子不好过了。1950年3月，李景均给乐天宇留下一封信，说“因身体欠佳，请假数月，祈勿发薪”。乐天宇信以为真，还委托俞大绂、陈延熙、王焕如、陈道诸教授去站台送他，让他在家安心养病。谁都没有想到，李景均一去不复返。

　　李景均先去上海，随即到了香港。此时，他的美籍妻子和儿子早已由成都去了美国。1951年，在抗美援朝如火如荼时，他选择了赴美，受聘于匹兹堡大学。1962年，他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去美后的30年中，虽然国家有关部门曾捎信请他回国工作，或者回国看看，都被婉谢。

　　李景均出走事件很快引起中央关注，乐天宇受到严厉批评。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都作了重要批示。1951年3月，乐天宇被撤销了行政职务，调中科院工作。1952年5月，乐天宇受党内留党察看处分。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长文。此文五分之二的篇幅是批判乐天宇的。有篇文章评说，乐天宇在农大的一年，决定了他此后三十年的命运。

　　乐天宇想了很多。他似乎认识到自己不适宜于做任何领导工作。想今后要在自己的专业上好好做点研究，从根本上扭转自己的学术思想。

　　与“友人”名分擦边而过

　　乐天宇开始远离风暴中心，他和妻子徐纬英离开北京，到海南岛去筹建华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带着年轻人，踏遍海南岛，收集植物标本，系统地调查研究橡胶林与其他物种的依存关系，提出了营造防护林带和提高橡胶产量的综合开发方案，为发展中国的橡胶产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乐天宇再回北京时，已是耳顺之年。此时，他只是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党的关怀和温暖，他感觉得到。他只是好想去看看毛主席，他终于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示想要进行森林与气候等方面的研究。不久，李富春到北京医院看乐天宇，转告他毛主席已经收到信，支持他下去搞科研。

　　1962年秋，乐天宇带着五人科学考察组来到九嶷山。但是九嶷山已非当年模样。山上的树木被砍得零零落落，他再也没有欣赏九嶷景色的心情了，便转到下面考察斑竹林去。九嶷山最奇特、最著名的，就是那凝结了美丽的爱情传说的斑竹。斑竹生性特异，偌大一个九嶷山区，唯独成片地生长在深山腹地的三分石下。它青碧如玉的杆体上，点染着黄赭色的泪痕与螺纹，是浑然天成的艺术品。可如今，三分石下的泪竹林，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深山里的瑶汉同胞，苦熬过三年困难时期，已是山穷水尽。他们只好将这茂密的斑竹林随意砍伐，烧火取暖，或者挑出山去，当做柴火换几斤红薯填肚子。

　　眼前的情景，拨动了乐天宇的心弦。毛主席在延安和他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十载沉浮，他对毛主席的敬佩和敬畏，都与日俱增。他知道，现在，他不能再去想请毛主席到九嶷山来游历赋诗的事了。但是，他可以用毛主席喜爱的方式，向毛主席传递信息。他忽然涌起了诗兴。

　　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

　　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

　　西播都庞越城雨，东嘘大庾骑田虹。

　　我来瞻仰钦虞德，五风十雨惠无穷。

　　力求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碣石枞。

　　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

　　于兹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

　　第二天，他将从三分石带下来的几根斑竹，裁成整整齐齐的四段，宝贝似的收好，回北京去了。他派儿子乐燕生去中南海递送了他送给毛主席的诗和斑竹。

　　据说，当时毛泽东看过乐天宇的诗后，哈哈大笑说，乐天宇口气不小，九嶷山那么高呀？毛泽东把玩着那段缀满了点点泪痕的斑竹，心潮起伏，他握笔伏案，一首七言律诗喷涌而出，这就是开头所引的那首《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曾嘱秘书将诗送郭沫若，征求他的意见。当时郭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乐天宇曾是他的下属。于是，郭老便将毛主席赠诗并征求意见的事，告诉了乐天宇。乐天宇到郭老那里一看，吓了一跳。那诗稿的题目明明写着《七律·答乐天宇同志》。

　　十多年来，他已经习惯默默无闻地做事，早已“不求闻达”。他想：一场“农大风波”就给毛主席惹了那么多麻烦。现如今把我的名字摆上去，不妥。他立时就诚惶诚恐地对郭老说：“我这个人办事莽撞。弄得不好，要给毛主席惹麻烦。诗上最好不要写我的名字。”说着，当着郭老的面，把“乐天宇”三个字划掉了。

　　后来，这首诗在收入《毛主席诗词》的时候，题目就改成了《七律·答友人》。现在得知，中间还经过几次修改。但“答友人”无疑是最公允和最有分寸的。当时湖南给毛泽东献诗的友人何止两三家啊！但《答友人》是毛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诗作中唯一只署年份、不署季节和月份的诗，确实有些特别。

　　毋庸讳言，在对《答友人》缘起的探讨过程中，我发现，有些记者披露对乐老的采访，在具体情节表述上是有所出入，但乐老应某些记者采访时，他已是暮年，是几十年来身心备受煎熬的老人，由于历史原因，还对某些问题存在难以申说的苦衷。但应当说基本事实是符合实际的。三中全会后，他被平反，给他一级教授待遇的住房，他婉拒了，立即带上平反所得的6万多元工资，到九嶷山自费办学。此后，连同每月薪金的大部分，只留50元生活费，住破庙，吃简食，竭尽心力为老少边区失学青少年服务，连采砖建校都亲自操劳。1984年，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以身殉职。人们听到他最后一句话是，“我确实累了”。◎文并供图曾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