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诠释中美关系：做不了夫妻做朋友

　　本文摘自《虚实之间》 作者：芮成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他武功独步天下，家底江河日下；他欠你一屁股债却收入极少；他是武林盟主众生仰望，有私心却好打抱不平；你家那点儿大洋上印着他爷爷头像，你孩子非要去他家私塾念书学他家方言；你说他日落西山地主恶霸多行不义，他说你暴发煤老板一身铜臭不辨是非。他是你河对岸搬不走的邻居。咋办？

　　中国和美国，被称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G2集团。

　　中美关系，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但两国之间的瓜葛与渊源，却远非这些辞令描述的那么喜人和明朗。

　　美国军事实力过分强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根本难以望其项背——如此悬殊的差距，注定无法与之称兄道弟。

　　在耶鲁课堂上，《大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向我们展示过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外公开的地图。如果用小红旗代表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样的小红旗已经插遍全球，包括中国周边的日本和韩国。2012年初，奥巴马发布的一份新军事战略报告称，美国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向亚太地区倾斜，这意味着亚洲国家的一举一动将更受美国“关注”。

　　2009年10月，三位奥巴马内阁成员——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左一)、商务部长骆家辉(左二)、贸易代表柯克(右一)——在西湖边同时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他们被并称为美国经贸“三驾马车”。

　　无论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是恺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成吉思汗——就军事影响力而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或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提并论。今日世界，若以军事实力排座次，美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第二”在它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现问题，美军的战斗机都可以从附近某个空军基地起飞，或许只需四十分钟或更短时间便可到达。抑或航空母舰立刻启动点火，数小时后已然出现在问题海域。

　　美国因此被形容成一个多管闲事的“世界警察”，但假如我们换个思路，给美国的军事实力打100分，跟他最为接近的国家也才刚刚及格，更何况剩下一百多个国家根本不及格。如此背景下，美国没有像历史上其他国家那样过分地大开杀戒为所欲为，做的事儿基本上还是在为本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前提下，寻求稳定秩序，也挺不容易。

　　有了美国，世界不一定没有战争和骚乱；但若少了美国，世界可能会增加很多战争和骚乱。美国是地球上最大的“维稳办”(Stabilizer)。如果换成另一个国家，突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一定会比美国表现更好吗？

　　关于中美关系，民间和官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诠释。

　　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叫“世界是个班”。在这个班上，美国是班长，家里有钱，人长得壮，看谁不顺眼就打，班里没几个人敢惹他。中国是团支书，经济状况尚可，身体比较强壮，讲义气，重情义，经常帮助班上的贫困生。很想收拾几个不安分的学生，但为了维护班级和谐常常忍了。鉴于“团支书”实力和地位日渐攀升，“班长”表示严重关注。

　　官方说法也有几个不同版本：

　　克林顿执政时期，中美官方将彼此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这个用来形容夫妻关系其实很合适。

　　小布什时期，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做过一个很有名的演讲Wither China(中国向何处去)，第一次以关键词Stakeholder代表美国对中国的一种立场，随后中国亦表示接受。这个词最早翻译成“利益相关者”，后又被翻译成“利益攸关方”。我的个人意见是，Stake一词也有“风险”之意，应译成“益险攸关方”。这个词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词，被广泛运用在各种国际场合和媒体报道中。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之前说过一句话：“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China is neither a friend,nor a foe。)中国人往往觉得很奇怪，太不够意思了，我们都请你们看奥运会、吃炸酱面了，整了半天连朋友都不是？

　　从国家战略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讲，中国的确不是美国的朋友或盟友。美国对中国，从某种角度看，可能从来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欣赏。

　　最近几年，中国所承受的来自美国的最大压力，是人民币升值。此前已经有过无数理论诠释人民币升值的前世今生，大多说来话长，以“阴谋”或“霸权”推测美国动机，个人认为亦可从人之常情的角度予以解读。

　　新中国成立以后二十多年间，中国始终游离于世界之外，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使我们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紧密起来。很多美国人认为，若不是他们把中国带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加入世贸，更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新兴国际市场地位。这种想法尽管很主观，很片面，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跟全世界做生意这三十年，中国人开上了小轿车，建起了高楼大厦，有了动车，有了高铁，GDP增速年年破8，外汇储备翻了几千番，各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病”也开始层出不穷……

　　美国人这三十年，生活却没什么变化。纽约的高楼大厦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产物，家家有车是从爷爷辈就延续下来的现实，房子还是100年前那所房子，街道还是100年前那条街道。赶上金融危机就更惨，生活质量不进反退。

　　美国人想不通的是，和中国人做了三十年生意，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的日子却每况愈下？一推理，如此说来，是中国人占了我们的便宜吧？那简直是一定的！

　　于是他们开始琢磨：中国不能光从世界上捞好处，也得出点儿血——最便捷的“出血”方式当然就是人民币升值，直接令美国所欠债务缩水，减少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更文雅的诠释则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克鲁格曼先生显然对这种协议之外的“植入广告”很不适应。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刚刚获得诺贝尔奖时，曾到中国“走穴”，据说短短一周赚走100万美金，但这并不妨碍他发挥口无遮拦的本色，这边赚完中国的钱，回到美国就坚称人民币应该升值(大概也和他走穴期间，有人未征得他同意，就想利用他为后来出了问题的某“名牌牛奶”做植入广告，令他大为光火有关)。

　　他只是其中一个代表。美国从上至下，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商界，无论聪明人还是笨人，几乎持同一观点。中国则显得百口莫辩，所谓“众矢之的”“众口铄金”，再辩也辩不过美国那帮经济学家，他们通过各种理论认证，得出人民币值被低估的结论。

　　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用立法的方式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此举显然是美国在为本国的经济问题寻找外部借口，经济学家罗奇也曾发表个人观点称，人民币升值无益于国家目前的经济困境，且有可能进一步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看来，这只是一场“政治游戏”。但是美国国会和美联储的影响力在很多方面高于总统。如果国会作出决定，不管奥巴马本人是否认同，都必须服从游戏规则，向中国施压。

　　最近一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30%，但我认为继续升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甚至回到上世纪90年代美元兑人民币1：4的水平。

　　我两度专访美国财长盖特纳时，他曾反复强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2011年，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明确告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过去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现在看起来弱势美元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中国人担心美元资产安全。”

　　纵使担心，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树大招风，不升不行”。

　　我们可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不单单存在于美中贸易，并且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美国老百姓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来同一件商品。无论经济上的道理多么显而易见，也无论我们如何反对——但是，政治就是政治。

　　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几任总统都表达过类似观点：“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想反过来也一样，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富强的美国，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关键是中国和美国如何在同一个地球上和睦共处。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差也差不到哪里。”

　　小布什对我强调，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合作”和“信任”。

　　国与国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极其相似。人们对自己真正的朋友，或者哪怕认识不久但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必担心有一天他家的菜刀会砍到自己头上，也不必担心自家的孩子有一天会挨他的打，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中美之间能否做到“战略互信”？两国之间没有导弹彼此相对，你家核潜艇别没事儿在我们家门口巡逻，给我家定做的东西别偷偷装上窃听器，发生任何问题不会首先怀疑是对方“使坏”……

　　几年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我见到了刚卸任总统不久的小布什。我们聊到中美关系时，他强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合作”(Cooperative)，另一个就是“信任”(Trust)。

　　人与人达成互信只需要三个月，国与国达成互信却可能需要三十年甚至更久。意识形态的历史遗留，语言沟通的不彻底，民间私人友谊不够多不够深，都是导致两国之间彼此“看不透”的因素。

　　美国不了解中国的国家系统如何运作。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是一个穿金戴银的大胖子，文化程度不高，身量大，有钱；往浴缸里一坐，水溢出来一半；往板凳上一坐，板凳摇摇欲坠；这个胖子有一套祖传的家规家法，外人很难搞懂；家里开Party不能不请胖子，否则就会“伤害他的感情”，后果很严重；胖子做事也没什么规律或道理可循，一拍脑袋就“几万亿刺激经济”，一拍脑袋就“买车摇号”，胖子家的军费又那么高，美国不知道他会不会哪天一拍脑袋就向自己宣战。

　　当然，美国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怀有戒心，并不能成为我们狂妄自大的理由。更何况对方在戒心之外还有成见，这是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最大阻碍。纵观国际资本市场，美国债券仍是一种优良的金融产品，强大的军事实力便是国家信用的担保；美国拥有先进成熟的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软实力”也毋庸置疑。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电影，说美式英语，都想去美国留学，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在美国，最大的国际组织也在美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咱们买上卡地亚了，开上保时捷了，从经济平稳、制度保障、文化输出等方方面面，都还和发达国家差距甚远，在人家眼中，中国的有些面孔不过是个财大气粗的“煤老板”。

　　所以，美国有美国的尴尬和狭隘，中国有中国的局限和问题，既然要打交道，要相互依靠，就要相互了解和理解。就两国老百姓而言，我认为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多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所谓精英阶层，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却未必多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对中国整个机制架构走向、运作方式的了解都非常透彻。而中国对美国的很多误判，却是基于对其本土政治的理解不够深不够透。

　　比如美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很多中国人很自然地将它归咎于白宫，归咎于奥巴马。事实上印钞票的权力主要不在白宫而在美联储，不在奥巴马而在伯南克。美国权力相对分散，很多法案由国会直接通过，无须总统批准；美联储作为美国独立性最强的联邦政府机构，可自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的权力相对集中，以己度人，有时会看走眼。

　　再比如每逢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为了拉选票，通常会“被民意绑架”，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拿中国当替罪羊骂上几句。2011年7月的戛纳G20峰会上，我采访商务部长陈德铭：“希拉里针对汇率和中美贸易问题，声称美国要站起来面对中国，并呼吁欧洲组成国际联盟共同对付中国，欧洲人响应她的号召了吗？”陈部长显然对美国内政的游戏规则谙熟于胸，回答得举重若轻：“美国朋友都劝我把头埋在沙里，别理会大选前的政治口号。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很多，包括并购，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你说欧洲是听美国国务卿的，还是……”

　　陈德铭部长看问题很有见地，对付西方武功，需要他这样不紧不慢的东方智慧。

　　任何国家的外交都被内政左右，美国亦不例外，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合理的要求，也不必反应过度(Overreact)，在坚决捍卫立场的同时，胸怀和理解也很重要。还有一些问题，就算你“伤害了我”，我也可以一笑而过。

　　不久前在香港举办的“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中投总经理高西庆说：“我对欧美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农村老太太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捡起来的，凭什么不计成本地交给你？我也对中国人说，不要扬眉吐气后就喜欢听外国人磕头说好话，他们为办成事这样做很容易。买卖不成仁义在，礼仪之邦要有品格！”

　　今日中国要理性对待经济不景气的欧美国家，既要捍卫好自己的利益，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就喜欢“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也不能盲目自大，一副“小人得志”的狂妄。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们的外交态度应是不卑不亢，和西方武功PK，需要的是东方智慧。即使做不了夫妻，做朋友总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