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青春：八十年代的世界杯看球记忆(图)

　　其实，以前的生活确实不赖，在没有世界杯之前。自从有了这个东西，美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的痛苦加深许多。

　　自从有了世界杯，男人就有了比受伤更惨烈的疼，普拉蒂尼射失点球，在一个国家的心脏上划下一道伤口；女人也有了比失恋更绝望的痛，罗伯特？巴乔雄兔脚扑朔，黯然下场时谁的眼泪在飞，众多美女雌兔眼迷离。

　　自从有了世界杯，这种和平时期的战争，仇恨就被无限夸大，韩国人对自己的球员说了，你谁都可以输，就是不能输给日本人；人们也学会了精神胜利，马拉多纳千里走单骑，突破英格兰的防线后，阿根廷人顿时觉得马岛之战的耻辱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了。

　　自从有了世界杯，中国球迷就被推入痛苦的深渊。一次次的失利，若干版本的“黑色N分钟”，对随便一个小国家的习惯性恐慌，施拉普纳、戚务生、阿里汉……多少人成为中国人民在梦中痛打痛骂的对象。国人不得不从人种学的高度来思考自己民族DNA的不足，而此前，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

　　自从有了世界杯，公费旅游又有了最恰当的借口，多少肠满脑肥的家伙被邀请出国看球，多少认不全二十六个字母的记者被派往前线。自从有了世界杯，多少嗓子要被喊坏，多少眼睛要被熬红，多少酒瓶要被摔烂，多少小树苗要被化成纸浆，好让这些报纸出什么世界杯专刊……

　　自从有了世界杯——马大帅

　　我特烦马拉多纳。那是在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他屡屡被对手放倒，然后脸上会浮现出一个极度痛苦又无奈的表情，挣扎着爬起来，做奄奄一息状，裁判要不给对方一个牌，就摊开双手耸耸肩，咧开大嘴嘟囔几句什么，大概是表示不公。这一整套动作在我看来，有着强烈的作戏感。

　　正当我腹诽不已的时候，又看到报纸上有球迷歌颂老马，说他成了所有对手的靶子，明枪暗箭向他袭来，让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伟大的老马啊，扯动了对方一半的兵力，给风之子卡吉尼亚腾出空间，带来了阿根廷的胜利。我承认，老马传给卡吉尼亚那个球确实妙到毫巅，也承认，他确实在对手的密集炮火下很受伤，要不再向裁判并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球迷哭诉一下，那才真是太委屈。但承认归承认，我还是烦他。

　　再仔细想想，烦马拉多纳，是因为他率领的那支看起来既面又贱的球队居然淘汰了我所钟爱的巴西和意大利，尽管姿势不雅，却一路跌跌撞撞闯进了决赛。我并不是段位多高的球迷，用我浅薄的目光来看，阿根廷队的几次胜利，都不是硬碰硬的摧枯拉朽的阵地战，而是被对手摧枯拉朽之际的破袭战，这多少显得不痛快，有些鬼鬼祟祟的架势。用饭桌上的话讲，老马属于那种酒风不浩荡的人。

　　屁股决定脑袋，那时我自己属于既浪漫又保守的青春期男人，对老马产生这样的意见也算正常。所谓浪漫，是要追求过程的轰轰烈烈啊，并不愿意看到偷袭，看到算计，看到量力而行，看到效率第一，就像斯基拉奇在阿根廷后卫的调戏下，像个疯子似的不停越位，而我便对他充满了同情。所谓浪漫，是要那种阳光明媚的精致忧郁的美男子啊，马尔蒂尼、多纳多尼、安切罗蒂什么的，还有范？巴斯滕惊世骇俗的零度角抽射，相比之下，老马太糙了，太野了，太抱歉了。

　　所谓保守，那时我是个经受了多年正统教育的好学生，喜欢的也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型男人。像老马这个样子，狂妄率性，吸毒泡妞，既爱扯谎，又有私生子，对这样的男人，俺们小小的脆弱的心田，是感到既刺激又畏惧的，赶快哼一声躲开。

　　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训导，也跟我的看球经历有关。马拉多纳如日中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寄宿生，看不到墨西哥世界杯，看不到上帝之手，更看不到那粒世纪进球。后来暑假时看重播，不客气地说，那时的我蒙昧未开，还体会不到足球之美，运动之魅，那粒进球的伟大之处，我只有等到多少年后，一遍遍地看电视里重放，才切骨地懂得。

　　如今好了，我知道老马有多么了不起了，有人说起美国世界杯时连过六人的奥维兰，说可以跟马拉多纳的进球相媲美。我呸，难道足球比的是过人多吗？那是保龄球。在我狭隘的心里，老马的这个进球成为永远不可复制的经典，散发着烈日般的光芒。最后才知道真正最爱的是最初最烦的人，马大哥，终于成为了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世纪球星。

　　这样一说，又充满了人文主义的调调：原来俺对马拉多纳的心路历程，暗合的是一个小男人否定之否定的成长的烦恼。

　　扎堆

　　球迷有很多种，我属于那种就图个热闹的伪球迷，要是自己一个人看球，非闷死困死不可。特别是世界杯，基本都搁在跟我们有若干小时时差的国度举行，我往往是先干点别的熬到后半夜，等到裁判的开赛哨声一响，就酣然入梦。

　　像我这样的，必须要扎堆看球才行。

　　1994年美国世界杯时，我参加工作没几年，周围一堆男光棍。世界杯到了，大家就商量，要一起看球。

　　单位分给我的单身宿舍比较豪华，尽管没有水房厕所，需要拿着一个塑料桶去隔壁一栋楼拎水，捎带着解一把手，但地方够大，加上吃集体食堂的未婚男人占地面积不大，所以装十来头不成问题。并且，搬进来之前单位的行政处还把屋地给油漆了一遍，拖两遍之后，便光可鉴人，铺上凉席报纸，就能坐能卧。大家每人上缴三十块钱，凑成一个世界杯基金会，购置了电炉、方便面、饼干、辣酱、腐乳、咸菜和扑克牌，还有一些麦乳精啥的，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了。

　　还差一样：电视机。宿舍里本有一台小黑白电视，但这显然与共产主义的生活质量不符。我便去央告与我同事的大师兄。他成家不久，有一台彩电。现在想起来，我们的要求是有些过分的，但大师兄当即答应下来。他经常在麻将桌上暴卷我们，性情极其野蛮，加之婚后体型走样，向猪的方向发展，还姓林，于是我给他起了个侮辱性的外号：野猪林。不过等把他的电视搬进我的宿舍，调出影来，基金会的同仁再见到他，便恭敬地叫成了“林哥”。

　　美国世界杯就这样开始了。等待开赛的时间，我们用来打拖拉机，输方负责维修屡坏屡用的电炉，以及去拎水；胜方则可以占据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四肢非常舒展地看球。我看球将近二十年了，美国世界杯是我看过的最完整的一届，当然得益于这样的集体观球生活。

　　唯一没有料到的是，我的宿舍是在一层，地上阴湿无比，战士们一个多月熬下来，几乎全都落下了病根。优秀的球迷多是坐着看球，最多就是拉几天稀，偏有一些赶时髦的家伙也来入伙，大呼小叫地打完拖拉机，一开赛就躺倒在地呼呼睡去。这些家伙几年后基本都得了肩周炎。

　　我们的上班时间要求并不严格，大家多是在曙光降临的时候回各自的床上睡一上午，中午起来去食堂打饭。球友见面，总要打声招呼，这个用山东快书的腔调来一句：“闲言碎语不用说，表一表好汉贝贝托。”那个嘤咛一声：“闲言碎语不用提，表一表好汉马尔蒂尼。”

　　世界杯期间，单位还要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歌咏比赛，我也被抓了壮丁。唱着那些熟极而流的歌曲，“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什么的，我突然产生了幻觉，天啊，这歌颂的不就是好汉贝贝托吗？我就唱得格外带劲。

　　那次歌咏比赛，就像巴西队一样，我们夺取了冠军好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