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北京人的

　　北京人“三仇”：仇富，仇腐，仇沪

　　上海人“三愁”：愁外，愁穷，愁普通话

　　任晓雯的“传说”大概能代表一部分上海人对北京的想象，不大可能是北京人自己总结的。因为北京人现在更多关心的是美国人，不太关心北京以外的事，也不太关心上海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三仇”说明上海人关心北京人对自己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读，仇富恐怕不仅是北京人的心态，仇腐更是全国人民的心态，上海人民也会仇恨腐败。说北京人仇腐，恐怕是调侃北京政治意识强，腐败是人民的公敌，腐败不除，国无宁日。至于仇沪，我大吃一惊，北京人怎会敌视上海人呢？至少现在没有。仇沪的情绪历史上是有的，是在1976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文革”期间上海的经济比其他地方好，物资供应比其他地方充足，甚至被“四人帮”批为物质刺激的奖金，上海的很多工人也能悄悄拿到。全国人民对上海的特权地位都有微词。所以，仇沪其实是羡慕的极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仇沪演变成了善意的“嘲沪”，春晚那些小品里说沪语的男性一般都与小气有关，而现在沪语或沪味的普通话也在春晚小品中消失了，说明上海的形象在提升。

　　近来几次去上海以及和上海朋友接触，发现他们有“三愁”，一愁外(外地人、外国人)，二愁穷，三愁普通话。这“三愁”说明上海的发展进步已经非常神速，让市民有危机感。

　　愁外说明上海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是高密度的移民城市。凡移民多的地方，经济必然发达。以前外地人被上海人称为“乡下人”，但现在整个上海遍地是“乡下人”，而这些外地人有不少是投资者，不是那些穷得掉渣、土得掉渣的刘姥姥。至于老外嘛，财大气粗的外国投资者更是占领了上海的好地方和好姑娘，让本地人很不爽。

　　愁穷，则是忧患意识的标志。愁穷和仇富是一回事，但愁穷比仇富更像上海人，上海人仇富的心理不如外地人强烈，但爱富的心理要更强烈。因为爱富，所以常常愁穷。而安于穷困的人则容易仇富。仇富者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穷，愁穷者则希冀自己和富人一样有钱。上海的富人那么多，上海的民众时时愁穷，正是为了发奋追赶。

　　愁普通话则是文化保护意识强烈的表示，愁普通话不是拒绝普通话，而是担心上海话消亡。上海人的“非遗”保护意识极强。几年前，上海就有这样的段子：浦江两岸说英语，上海城区说普通话，上海郊区说沪语。上海人引以为自豪的上海话居然沦落为郊区的官方语言，实在让人心疼。因为大量外地人和外国人的进入，挤压了上海话的生存空间。乃至有些有识之士呼吁保护上海话，百度贴吧里有这样的话：“年轻人口中上海话已经变味，很多孩子不愿说它，这是本地人应该反思的，是教育值得关注的，更是相关部门应该加紧行动起来的。上海话是吴越文化的融合体，是江南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西洋文明进入中国的一种见证。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是一座卢浮宫的消失，也就是这个道理。”上海话已经和卢浮宫画上了等号，上海人对以北方方言为主导的普通话存有某种戒心也是正常的。

　　“愁”和“仇”同音，但出发点不一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需要再次提出的是，据我在北京的十年经验，说北京人仇沪是误读，恰恰相反，爱沪的北京人不在少数，不少北京姑娘就希望找到精明能干、会挣钱又会做饭的上海男人，而很多的北京男人则钟爱嗲声嗲气、美丽聪明、温柔智慧的上海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