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未来30年中国改革改什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改革的基本判断

　　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国际化。

　　我在2009年就有一个判断——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说经济改革之路还很长。我同意，但我仍然认为是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未来改革主要是技术性问题，比如国有股如何减持等，我想不需要开党的大会讨论，悄悄地就可以完成。过去一年里，大家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叫“国进民退”，逆转了过去许多年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如果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应该降到10%以内，而现在是35%。10%是什么概念？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主政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英国国有企业所占GDP的比重。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0%左右，这将是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在这一轮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再过几年形成一些国有企业新的不良债务。所以可能需要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就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也会带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将在医疗、社保、教育等等领域的支出非常庞大。未来正常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这些成本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国有股份的转卖、变卖和套现，这样才能够对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我比较乐观，就是在未来30年，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将会降到10%以内。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等进行正规的讨论，就可以技术性地解决。

　　未来30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起，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迈得相对比较小，我想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我们首先一定要厘定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是政府做的？许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好像民主就可以解决像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其实，民主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民主，因为民主是政治体制下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而已。什么是市场方式，什么是民主方式？打一个比方，好比我们在座的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每个人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民主就是大家先投票，确定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才能吃什么，这是民主。因此，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它必然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并且损失效率。

　　而要继续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人们就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给人们带来理想的效果，原本个人通过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堆到政府身上。人们就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化上，改革政府的效能。历史来看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它都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我们知道，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而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就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如果政府占有的资源太多，民主化政治连腐败问题都解决不了，像印度就是的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许多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非常腐败的国家。他们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由政府控制了好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效果不好。

　　第二，民主化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靠什么？中产阶级。其实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民主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像我买股票若买错了，只影响我一个人。投票，选举某个人领导人，或者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一极是非常富的人，一极是非常穷的人。穷人没有责任心，在选举投票时，很容易被贿赂，受少数人操纵。富人不受这些约束，他自己有钱有权，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来做事。所以说，贫富两极的人都不会对社会负更多的责任。而中产阶级这些人一方面足够富有，所以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些人有房、有车，所以不会喜欢社会动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够富有，不能随便够欺负别人。在所有这些阶层当中，中产阶级是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最强的阶层。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民主化社会就会变成暴民社会，实际上被少数操纵。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大，民主化才可能成为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英国的民主化当然很早，但是民主化是个渐进的过程。英国起初要求有土地的人才能参与选举。没有占有一定土地的人，是不能投票的，而且最初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当然现在搞民主化运动，这些东西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思考一些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投票？我们现在搞民主化，或者民主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的。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出足够的责任心，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让他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让无力承担责任的人投票，结果就肯定出问题。

　　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印度有大量的赤贫阶层，中产阶级非常少，所以民主化就是被少数人操纵大多数人来进行的。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参会的有各国记者、政治家、学者，与会者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苏联刚崩溃，叶利钦上台，东欧已经开始民主化了。与会者都不看好中国改革，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因为当时“八九风波”刚过。我对会议的主持人提出，在晚上安排时间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在当晚的讨论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这些看法。当时有个加拿大记者跟我说，你的话我都记下来，20年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话，我要专门围绕你的讲话再写一篇文章。从1990年到2010年正好20年，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我今年还要找这位记者探讨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画了个类似太极图，来表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关性。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而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改革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精英政治、精英治理怎么能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必须防止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政治，最后变成专制政治而不是民主。为什么中国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负责任、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投票，导致的都不是精英治理，而是暴民治理。所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都不能着急，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起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比如选举，我们选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县长，选完了认不认账？这个很重要。如果对选举结果有争议(连美国选总统也有争议)，就需要一下权威机构来裁决。如果法院的权威不能树立起来，你说赢了，我不认；我说赢了，你不认，这样的争议就会打起来。如果法院有权威，你们可以有争议，但是法院判决，谁赢就是谁赢了，大家必须得认同。台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法院的权威性非常重要。

　　可是，非常遗憾，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而不是强化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性，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民间的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人们寻求权利保护，当每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你可以诉诸予法院裁决，寻求法律的保护。就像折迁，凭什么拆你我的房子，被拆迁者怎么保护自身的权利？应该由法院判决。但现在许多做法，在弱化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在强化政府部门协调性和政府的权威性，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看到很多纠纷，都是找政府上访，或者通过政府协调，或者用钱买通来解决，这样早晚会引发大的事件。如果法院以法律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比如拆迁补偿，你可以不服，但是法院按照原则判处后，你就得执行。如果这样，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想强调，这个问题没有被政府充分认识到。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后果，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动乱。唯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这点非常重要。

　　至于下一步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需要很好去探讨，可惜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气氛不太好。无论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产权改革，我们都曾有大的公开的或者私下的探讨，但政治体制这么大的变革，我们没有组建机构去讨论这样的问题。

　　政治机制改革，说来说去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这就比较麻烦。我认为，应该探讨像台湾模式、香港模式等。其实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对未来解决大陆本身很多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通过功能团体选举来逐步过渡，这是保证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特别是以后无论哪一级政府领导人、政府首长的选举，用什么样的程序更合适，这应该可以讨论。我们内部应该认真去研究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能达到保持社会安定，呈现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局面。如果不认同这些问题，最后反倒会显得比较被动。

　　未来30年，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中国改革应该基本完成。我借鉴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中国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改变，大概有两三百年时间，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体制就稳定了，之后就是治理的问题了。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直至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如果按两百年计算，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或许是中国200年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我们从1840年开始，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在寻找中国转型的出路。最后，邓小平帮我们找到一条经济崛起的好道路。未来30年，我们需要找到在政治上有效变革的道路。

　　这一话题可能有点太遥远。如果大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则是很近的事，一晃很快就过去了。美国是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到1865年黑奴解放，再经过一百年，到1965年美国黑人才获得选举权，而40多年后美国选出了个黑人总统。最近全球关注的气候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提及的问题。因此，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快。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到2040年，中国第二次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当然中国历史转型基本完成，并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