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儿子揭密父子反目的真正原因

　　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1995年元旦抒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李铮看过以后，建议父亲不要发表，但父亲不听李铮的劝阻，坚持要公诸报端。这篇文章虽短，却气势磅礴，势如破竹。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把事实略去，用明确的文字抒发悲愤之情，用激昂的声调表白自己已经成仁，用带着苦涩的语气为自己的成仁而欢呼。

　　这篇文章，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读来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季羡林传》的作者似乎识破了玄机，说文章是“在平静的语调背后，涌动着滔天的巨浪。在模糊的词语中，有着深邃的内涵”。巨浪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篇文章的深邃内涵，局外人的确是很难了解的。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 “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由此可见，当时父亲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有多么严重；对他自己的这一壮举，有多高的评价和自豪。当然，那时父亲只看到悲剧能净化灵魂，并且甘愿做悲剧式的人物，求仁得仁，但他却没想到既然自己制造了这一悲剧，自然也要吞食这一悲剧的后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被迫吞食了自己酿造的苦酒，时间之长竟达十几年。不过后来，在一个不算太晚的时候，阴差阳错，竟然乾坤颠倒，破镜重圆，悲剧谢幕，喜剧重演。这是后话。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是许多好心的读者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父亲在文章里已经点明，只不过局外人难以猜度罢了。答案就是他所说的“遗弃”。

　　在文章的前面，父亲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英国作家哈代在他的小说《还乡》里讲述的故事，老母亲被儿子遗弃；一个则是父亲自己实际上遗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他又通过遗弃别人而达到了成为悲剧式人物的目的。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

　　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 年2 月8 日(农历12 月28 日)， 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里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非常劳累、疲惫。

　　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 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 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胀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可是，究竟是什么意见呢？是什么意见能在他心里铸成我们父子之间的所谓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竟至不能克制终于发作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

　　父亲是一个情感细致、敏感而且内向的人，哪怕一件细微的事情，都会触动他的这根神经。譬如，一次他自己更换床单，之后颇觉伤感，竟至暗暗流泪，感叹无人关照。实际上，我姐姐经常替他更换床单，换洗衣服。有时父亲不让姐姐换，理由是嫌换得过勤会把衣物洗坏了。他常对阿姨说，衣服穿不坏都洗坏了。姐姐自然也常常替叔祖母和母亲更换衣物，父亲就会感到冷淡了自己，心里就不愉快起来。父亲有这种自外于家庭的内心情结，就使他在感情、亲情上很难完全融入家人之中。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

　　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 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叔祖母曾私下里对我们说，父亲对外人亲，对家里人冷。我母亲也说，父亲里外不分，对外大方，对家里太抠门。虽然他们对父亲有意见，但真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些小恩小怨，他们对父亲绝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恨；虽然也有大恩大惠的事，可是我们家里人在那些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地支持父亲。譬如他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盖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等，我们都支持。我们从来没有仇恨过他，甚至连抱怨也没有。我和姐姐私下议论说，人都是一样，对里对外总是有差别的。一般人是对里亲近，对外疏远；对家人大方，对外人小气。父亲却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与常人不同。对父亲的这种表现，我们虽然不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我和姐姐认为，这可能是父亲对自己的家庭没有感情的结果，是可以理解和应该体谅的。

　　我们因争吵而和解。父亲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 月4 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XX 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所以，他对这个在“无意中得之”的硕果，真是得意地喜形于色，连呼：“岂不快哉！岂不快哉！”父亲通过遗弃别人，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事、最勇敢的行动，也是最最超乎父亲性格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如果我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在世的话，也一定会认为父亲发了疯。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勇敢的事，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就是他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容忍别人把追随他几十年的秘书李铮排挤走。这是两件绝对超乎父亲寻常的事。他以这两件事“求仁得仁”， 他认为他已经实现了成为悲剧人物的幻想了。岂不知，正是这两件事使父亲在以后十几年里受尽了苦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情的现实把他那既悲哀但听起来又颇为浪漫的幻想彻底粉碎。当然，几年后，生活的现实迫使他改选更张，开始深刻反省事情的原委和后果，总结出做人和人生长路的极为重要的许多真知烁见，这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但是，若真的谈到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在我们家里岂止父亲一人。可是，为什么他硬要把这顶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又为什么对这顶桂冠如此欣赏。我以为，他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是想说明，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是一位弱者，他之所以成了“悲剧性的人物”又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

　　其实，在我们家，除了他之外，悲剧性的人物很多。叔祖父母是不是悲剧性的人物？父亲的母亲是不是？我母亲是不是？德国的伊姆加德为他终身不嫁是不是？我姐姐是不是？至于我，不敢高攀，不敢附庸风雅。我只敢说，对父亲，对季家，我是仁至义尽的，但决不敢说已经求仁得仁，更何况成仁了，也不敢说我是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公平地说，我们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悲剧性的成分，至于谁已经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谁要为此负责，我说不好。

　　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而且大发感慨，这本身就是很片面的。就拿母亲来说，如果她有父亲那样的知识水平，她写出来的散文，其悲剧色彩决不会在父亲之下。而我的姐姐，已经够得上悲剧性的人物了，如果能活到那时，她可能不会去写散文，但肯定早就和父亲摊了牌，结果也会成为被遗弃者(散文《哭婉如》不就遭遗弃了吗？)，成为更加悲剧性的人物。

　　公平地说，季家本来就潜藏着巨大的悲剧性，我们这一家就是悲剧式的一家，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社会的悲剧，不是某个人能担当这一责任的，也不应该把责任归到某个人的身上，更不要某个人自己宣称独吞了这一苦果。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或者减弱它的悲剧色彩，应该靠大家的努力。在我们家，开始大家都做了努力，叔祖母、母亲和姐姐应该说是做到底了，但不幸的是，父亲和我没能坚持到底。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但父亲难道可以辞其咎吗？在这一点上，我和姐姐是不能原谅他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 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

　　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地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

　　“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只落得，家就是他，他就是家。“求仁得仁”，“悲剧性的人物”，都实现了，他创造了人间奇迹，确属应该庆贺：“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