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萧功秦《家书中的百年史》 华夏出版社 2014年7月
父亲起义后,母亲就进了解放军卫校,我在幼儿园寄宿,母亲过世时,我只有五岁。在她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她来幼儿园看我,当阿姨把我从教室引到操场上去见她时,由于我怕生,赶紧回过头来扑到阿姨怀里,不愿认她。我记得,她坐在幼儿园的儿童转椅上,离我有几步路的距离,当她见到这情景,就伤心地掩面哭了起来……。也许是由于她患病,也没有过来亲近我,她只是远远地望着我。这个印象如同黑白电影镜头一样,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是我此生对她的唯一印象。
由于她患有肺病,临终前一直住在四川长寿县的野战医院里,关于她的逝世,大哥萧功平给在朝鲜的父亲写的信中有一段记载:
父亲: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希望你不要过分难过。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我亲爱的母亲了,她已经于上月二十日晚十二时与我们永别了。
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她从长寿的军区直属医院来了一封信,说她的病已经好得多了,也不出汗了,所以我很放心。
元旦的时候,她要我去医院看她,但是元旦只放一天假,所以我没有去。我当时的想法是,学校考完了以后,再从重庆到长寿,痛痛快快在她那里住几天。当她后来病情转危时,她便要李东云医生赶紧写信给我,但后来她后来改变了主意,让李医生不要写信。她当时的想法是,怕我看到她生病的样子难过。
直到临终前,她很想与我们见一面,便下定决心要我们去看她。当我收到李医生的信时,已经是二十日晚上八时。(那时离她去世只剩四个小时了) 那时我正在上自习课,我很着急,同学都来安慰我,有的为我借钱,有的打电话到民生公司问船期,有的帮我去请假,整个班都行动起来了。
次日一早我就和功汉(萧默,我二哥)一起乘船。当船还没有到达长寿的时候,我还怀着希望。当我们下船的时候,我问一个解放军同志,直属医院在哪里。他问我找哪位,我说找我母亲。他说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叫万先逸。他显出一副忧愁的样子,轻轻说,她昨天晚上牺牲了。我听了这话,好像冬天一盆冰水往身上倒下来一样。功汉很惊讶,他想哭,解放军说完了,立即指路,我们便默默向医院走去,一路上我希望那解放军说的不是真的,或者我希望自己是在做梦。
到了医院见到李医生,他对我说:“你母亲的病是很严重的,复杂的,我们用了最大的力量,但还是不行。”他又带我去看了母亲的坟墓。
在许多坟墓中,找到了一个新坟,上面插着一块牌子,“十二军卫校学员万先逸烈士之墓”。我真想不到,这坟墓底下躺着的就是我的母亲……
晚上院里的政委找我们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这晚我又没有睡着,想了一夜。次晨我带着母亲的遗物搭了船回到重庆,我想这些东西伴着我们走了好多路,但结果却少了一人。今后我会照顾好两个弟弟,我们会更好地学习,报答母亲一生对我们的抚养……
以下是父亲在朝鲜读了上面这封信后,给伯伯与全家的信,其中谈到母亲病故的事:
大哥:
昨夜得到功平一信,才确实知道先逸己于一月二十一日晚上病逝于寿医院。
她的病是不可能治愈的,思想上我早已经作好了准备,尽管如此,可是接了功平的信,不禁大哭一场。我悲痛她,我怜惜她,尤其是她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旁边,没有一个最接近的同志在旁,就这样凄凉地死去了。
临终时她只说了几件事,一是写信通知我,二是将行李交组织,作功平、功汉教育费,最后说对不起父亲(我爷爷),没有照顾好他。我想她一定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没有亲人在旁,都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这是我最难过的地方。
我与她结婚二十多年,实际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四、五年。在我过去困难的时候,她能自食其力,并抚育了孩子,减轻了我不少顾虑。前年离川赴朝时,她病在床上不能坐起来,尚极力压抑她的感情鼓励我出征、求进步,极力减少我的顾虑。但是我知道她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知道她在暗地里不知要流多少泪的。
毕竟她是离去了,她那样的身体,既不能劳动也不能工作,拖在床上活活受罪,早死也少受一天罪。现在功平、功汉已经慢慢能自立了,小秦日前也有依托之所,她所最疼爱的人均已有了依托,她应该没有挂虑了,倒是未死的人对她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