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训史，上下四千年

　　军训是新生们面临的“开学第一课”，而对于80后、90后来说，军训更是深刻的“青春记忆”。那么，最早的军训始于何时？有什么内容？我们不妨回溯，在历史中寻找军训的“前世今生”。

作者：王一

　　始于夏商

　　射御之术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

　　在中国，军训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根据记载，在商代，由于诸侯间战争增多，统治者对军事训练日益重视，除了对正规军队进行训练外，还通过学校对各级贵族进行军事教育。

　　从西周开始，官学分“国学”与“乡学”，并有“小学”和“大学”两级。其中的“大学”，即以“六艺”为标准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成为学生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的射、御，即为古代的军训，教师一般直接由军官担任。

　　《周礼·保氏》中如是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是我国最早有关“学生军训”的文字记载。被后世尊为教育家的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甚至将射御之术看得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孔子指出“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把军事训练和教育提到了很高的位置。由于学校实施文武并重的教育，所教学生大多文武双全。例如，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文武兼备者有72人。那时，人们都把军事技能的高下，视为一个人是否贤能的标志，所谓“射御足力则贤”(《国语晋语》)。

　　到了春秋之世，军事训练仍非常重要。《孙子吴起列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军事家孙武去见吴王，吴王问他能不能训练女兵，孙武说：“可以。”于是吴王便拨了一百多位宫女给他。孙武把宫女编成两队，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然后把一些军事的基本动作教给她们，并告诫她们还要遵守军令，不可违背。不料孙武开始发令时，宫女们觉得好玩，都一个个笑了起来。孙武以为自己话没说清楚，便重复一遍，等第二次再发令，宫女们还是只顾嬉笑。这次孙武生气了，便下令把队长拖去斩首，理由是队长领导无方。吴王听说要斩他的爱妃，急忙求情，但是孙武说：“君王既然已经把她们交给我来训练，我就必须依照军队的规定来管理她们，任何人违犯了军令都该接受处分，这是没有例外的。”结果还是把队长给杀了。宫女们见他说到做到，都吓得脸色发白。第三次发令，没有一个人敢再开玩笑了。

　　春秋时期，对广大“亦兵亦农”的普通国人来说，更主要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是通过参与田猎活动来实现的。除此之外，排演战斗舞蹈(“武舞”)，也是春秋时期列国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参加武舞的人员，一般都手持戈盾，模拟作战的基本动作，既用来激励舞者本人和旁观者的战斗激情和尚武精神，又促使参加舞蹈者熟悉作战动作的要领，为实战作必要的准备。

　　秦至唐宋

　　文人学子为谋取功名，无暇学习军事，军训渐渐被弃之不顾

　　秦汉之时，学校军训则开始走下坡路了。儒家学术逐渐被奉为正统，军训的职能弱化为一种礼仪程式。

　　其实，秦在建立统一政权之前，仍对军训十分重视。但统一政权之后，除加强边防，用兵的机会变得很少。为防范平民造反，便下令拆除各诸侯国的城郭，收缴天下兵器，连老百姓家的菜刀也是几家合用。

　　虽然秦汉时期学校军训萧条，却并未废止，因为在地方学校教育中仍有军训的内容。东汉王莽执政时，每年春秋之际，经学家刘昆都会带领五百多名弟子习武，以致王莽怀疑其图谋不轨，把他及家属都关了起来。可见，私学以传授经书为主，但也包括射击御等军事训练的内容。

　　隋朝时，更是开始“偃武修文”大力削减武备，国家教育重点由学武转为修文，科举也开始成为主流。文、武分举后，文举不考武学，文人学子为谋取功名，无暇学习军事，军训渐渐被弃之不顾。

　　唐朝在开国之初确立战时重武、平时重文的国策，但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曾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唐玄宗李隆基于先天元年(712年)亦说：“先王务本，君子之教，化人成俗，理国齐家，必由於学矣。”唐朝的取士之法仍偏科举，学校沦为科举附属品，军训废止。此外，理学开始萌芽，逐渐形成重读书轻实践，重静坐轻活动的教育理念。

　　到了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被推向高潮，武将地位被读书士子全面超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军事训练就变得毫无必要了。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除了历朝历代开国打江山很短的时间里重视一下军事训练，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文人闭门只读书的情形。

　　清末民初

　　“军训”在中国自古就有，但现代意义上的军训仍可算是“舶来品”

　　清王朝以武功开国而得天下，开国之初举办教育是文武并重。从官学、国学到地方学，学校的课程多数是文武兼备，都开设骑射课。文科考试先试骑射击，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不得考文场，这个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开展。风气所及，民间也竞相效仿。清初的著名教育家颜元主办的“漳南书院”中，将课程分为“文事”和“武备”等若干类，学校有习射运动场，军事训练的内容除骑射外还有武术、举重及舞蹈等。

　　然而，明、清初的学校军训终究未能从复兴走向发展，这是因为程朱理学仍是明清社会的显学。终明一代，程朱理学都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极力推崇，仍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全国上下意识到“强兵尚武”的重要性。康有为《大同书》中提出：“今白人自入童学，每日即有体操，皆习兵以强筋骨。”之后，梁启超也竭力主张仿效斯巴达、德意志、日本的尚武教育。虽然“军训”在中国自古就有，但现代意义上的军训仍可算是个“舶来品”。

　　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倡导实行“军国民主义”，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同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教育》，正式提出学校增加军事课程，请军官教授学生军制、战术、战略等国防知识。1906年，清政府正式颁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颁布学校军训的办法。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法》，明确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应注重兵式”。同年9月，正式将军事教育列入教育宗旨，令全国各学校注重军训。许多学校还组织了“少年义勇团”或“童子军”，借以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军事技能，学校军训迅速展开。

　　然而，一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兴起一股反对战争的潮流，中国的军国民教育思潮也一度衰弱。1919年，一项权威调查结果表明，教育界普遍认为：“现在欧战之后，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公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应世界潮流。”至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把“尚武”从教育宗旨中删除。随后，1922年颁发的《壬戌学制》取消了“军国民教育”，学校军训又随之停滞。

　　民国时期

　　军训不及格，不能考大学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特别是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外辱之下军国民教育思潮再起。

　　军训的重启是在1929年，其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军事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当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其中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并其他高等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期内，各校学生应受连续三星期之严格训练”。

　　1931又颁布了《教育部关于高中以上学校加紧军事教育的通令》。希望通过军事训练，“锻炼学生身心涵养、纪律、服从、负责、耐劳诸观念，提高国民献身殉国之精神，以增进国防之能力”。

　　当时，所有大学、高中等学校的男生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每年暑假进行连续三周的军训，教官则由陆军学校毕业生担任。

　　训练项目包括传授军事学识的技能和培养优良德性及生活习惯，前者包括学科和术科。学科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防空常识、战车常识、卫生急救等。术科有徒手教练、持枪教练、测图实施、弹药射击、夜间演习等等。

　　培养优良德性及生活习惯是通过施用军事管理的办法，女生亦须在可能范围内斟酌施行，无论食宿、勤务、上课、出操、请假等，都有军队化的严格规定。

　　当时的军训成绩考核极其严格，不及格的学生要随下一届学生重新训练，若至毕业时仍不及格，则不准毕业；凡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不及格者，不得投考大学。

　　1929年，身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在校内推行军训，早晚点名，屡次无故缺席的学生甚至会被开除学籍。为以身作则，罗家伦和学生一样身穿军服，脚穿马靴，天天出操。

　　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极为重视军训，他在写给罗家伦的信中谈到“救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计”时，明确提出：“此事非普及平民教育，于普通简易教育中参入军事教育，不能收效。入手办法，只能先从在校学生训练起。”

　　1935年1月，发布通令：实施军训三个月，所有普通学科应一律提前结束，高中以上学生本年暑假仍照常举行暑假军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施学校集中军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统一的军训中断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新开始。新中国成立后也坚持延续了学生军训的传统。直到“文革”爆发后，随着学校教育的瘫痪，军训也随之消失，部分学生则下到部队里面工作。

　　“文革”结束后，军训又被提上议程。1985年，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学校参加了全国学生军训的试点，军训再一次进入学生的学习生活，并且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