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汽车已进入平常百姓家。然而中国很早就与汽车有着不解之缘,早在汽车发明之初,在中国就有蒸汽车的研究。汽车问世不久,在中国就有了较早的用户。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人以“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创造了自主民族品牌,在世界汽车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慈禧御用的“洋”汽车作者:宁彬
大清时代的“洋”汽车
(一)
早在距今三百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清朝康熙十七年到十八年(1678-1679年)间,曾供职于清朝钦天监监务的耶稣教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在大清国的京城,就成功的试制了一台由蒸汽推动的蒸汽轮机。并将该机安装在一辆小车和一只小船上。小车由轻木制成,有四轮,长两尺,车身中部装了蒸汽轮机以驱动小车后两轮前行,车速较快。两前轮用双杆以控方向。当将汽锅中水加热产生蒸汽,推动叶轮机驱动小车,持续行驶可达十多个小时。这项发明可谓是蒸汽机汽车的始祖了。
这项发明比法国人巴本1690年造出“一个小车的模型,由蒸汽的力量把这小车推动了”,还早了十多年。而法国炮兵军官居纽1786年制造出来的蒸汽机汽车,更是在南怀仁试制出蒸汽机汽车之后,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在中国的史籍中并未记载,也许当时的人们不知如何记载。据中国近代著名工程教育家、机械工程学家,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开拓者刘仙洲先生考证:南怀仁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完成了有关蒸汽机汽车内容及其它科学内容的手稿,并于六年后发表在德国出版的《欧洲天文学》上。
在《欧洲天文学》的“气体力学”章节中,有南怀仁在中国进行了蒸汽轮机的最早实验记载,并阐述了就是利用一定温度和压力的蒸汽喷射作用,推动叶轮旋转,从而带动轴动以获得动力的原理。在当时,这项发明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近五十多年才被人们引为注意。
(二)
1901年冬,旅居中国上海租界的匈牙利人Leinaz,从香港买进了两辆美国产的Oldsmobile(奥兹莫比尔)汽车,专供租界地内的外国人使用。
这两辆汽油内燃机汽车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境内的汽车。两辆中一辆与当时的敞篷马车,也是凉棚车顶;另一辆则是可折叠的软棚,就像“黄包车”的软棚,故此国内百姓多年来,一直称此为“小包车”。这两辆汽车,每辆都装有一台单缸内燃汽油发动机,每车四轮均为木质轮毂,实心橡胶轮胎。自重有295多公斤。每车只能乘坐三人,驾驶员在前居中操作方向盘驾驶车辆,后面坐位可坐两人。有资料记载:这两车是1901年款Oldsmmbile(奥兹莫比尔),当时售价为:每辆650美元。
Leinz从香港运入上海的两辆汽车,让当时的清朝上海工部局捐务处犯了难,不知道它们叫什么,该归于什么类。几经上海工部局开会研究,于1902年1月,决定参照马车每月征收2个银元,对其征收银元,并先发给临时牌照。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汽车牌照。
1902年,上海工部局正式增设汽车执照专项,并起草制定下发了车主应遵守的规则。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第一部地方性汽车交通法规。而上海也成为中国最早进口汽车和拥有汽车的城市。
(三)
清朝光绪二十七年,即1902年11月9日,清末重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花了万两白银从香港购买了一辆小汽车,送入紫禁城宫中,献给慈禧太后为贺寿大礼。该车应是1896年,产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图利亚公司,由查理森利和法兰克兄弟设计的“图利亚”牌小汽车。车上装了一台10马力横置式汽油内燃机,驱动后轮,时速可达每小时19公里,车厢黑木制成,两排座,木质轮毂,实心橡胶胎。均有当时制作马车的工匠手工打造。而袁世凯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位“购车人”。
也有一说是当时袁世凯购买的是一辆奔驰敞篷式小汽车(奔驰第二代),作为寿礼送给慈禧太后。在《北京志,颐和园志》记载;1976年,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三位工程师来到颐和园,看到了这辆车。确认是1899年,奔驰公司生产的第二代“奔驰”,并愿意用十辆当产新车换取。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汽车史》的撰稿人之一,原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汽车专家王华鹏工程师认为:“它不是奔驰汽车!”依据是王华鹏工程师,不止一次的实地考察,这辆历经沧桑、年久失修、严重锈蚀的百年老车时,发现了在蹬车用的一只铁质脚踏板上,写有“DURYEA”(图利亚)的字样。这一发现无疑为百年老车提供了一定的“出生证明”。
据说,慈禧生日那天,在检阅贺寿贡品时,看到了袁世凯敬献的寿礼——洋汽车时,并不以为然,只觉得无非是稍作改动的一个骄子。
“这玩意叫什么?”慈禧太后好奇的问道。
“回太后,这玩意叫轿车”袁世凯随即答道。
从此“轿车”一名,在中国沿用至今。太后“老佛爷”也成为中国首位皇家“有车族”。从这以后,各国洋汽车先后开进了中国的大门,清末光绪年间,掌管交通铁路大权的盛宣怀,就购进了一辆美国产的福特牌汽车;1909年,清末邮传部尚书梁敦彦(后任民国初年交通总长),也进口了一辆美国产凯迪拉克牌汽车。末代皇帝溥仪也坐上了美国产的别克车,一时间追求时髦的王公大臣不甘落后,纷纷从国外进口各种品牌的汽车。1913年,德国戴姆勒公司在中国青岛开设了第一家经销店销售洋汽车。至此大清国的百姓们,也看到了这些“不吃草料光喝油”的“ 怪物”。
当慈禧太后听说这洋车不用马拉,自己就能跑,随即口谕,命人开车。随着马达的轰鸣,洋车轰隆隆的越跑越快。慈禧看了喜不自胜,高兴的问道:“这车跑得这么快,要吃许多草吧?”当听说“它不吃草,烧的是油”时,慈禧感到十分新奇,并吩咐大总管太监李莲英端出珠宝,赏赐了袁世凯和那个开车的德国司机。
慈禧太后“老佛爷”对洋司机着实有些不放心,便让李莲英招纳学开车的人,虽有多人应试,最后,是叫孙富龄的太监,曾是慈禧的马车夫,他在法国人的训练下,很快学会了开车,成为“老佛爷”十分赏识的御驾司机。孙富龄成了学会驾驶汽车的第一个中国人;拿到驾照的第一个中国人。
据慈禧家族后人讲:一天上午,孙富龄开着洋车,载着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内游玩,所经之处,尽是太监、宫女夹道欢呼,“老佛爷”喜不胜收,风光无限。午饭时分,赏孙富龄宫中御酒一杯。到了下午,“老佛爷”仍兴趣不减,再命孙富龄驾车载着她继续游玩。孙富龄多少有些不胜酒力,匆匆上路,不甚将太后的一宫女撞到毙命。事后太后虽无语,但孙富龄内心恐惧,第二天就逃回了大兴县老家,消声灭迹了。孙富龄也成为中国史上“酒驾造事”的司机。
在慈禧御前女官裕容龄所著《清宫琐记》中记述:“慈禧因为开车的司机要坐在她前面,所以未曾乘坐过。”在《北京志。汽车工业志》中也有:“因司机无法按慈禧的‘圣旨’跪这驾驶,慈禧不愿‘屈尊’乘坐”的记载。据王华鹏工程师说:“经考证慈禧太后乘坐过此车。但是,仅仅是一次”。
后来这辆“慈禧太后御用的洋汽车”被闲置封存在紫禁城内,1911年,辛亥革命后又被迁移至颐和园。“文革”动乱期间被扔进了废品堆。直到“文革”动乱的十年后,颐和园再将那老态龙钟的御用洋汽车清理整修,停放在德和园内陈列,供人们参观。
可歌可泣的民族品牌—民生汽车
1928年12月,在中国东北沈阳,当时的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等提出:“应国内需要,宜首先制造载货汽车”的建议,得到当时主管东北地区的张学良将军的赞许。逐将奉天迫击炮厂改为辽宁迫击炮厂,并附设民用品工业制造处,主要生产民生用具,制造汽车内饰材料各种皮革。
1929年2月,张学良将军将辽宁迫击炮厂结余的四万元(旧币)拨给民生工厂,作为研制汽车所用材料试验费。随后又拨款七十万元(旧币),作为国产汽车的试验和生产费用。民生工厂当时聘请美国籍技师麦尔斯为总工程师,并聘请国内外大学、专科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工厂主要职务,一时民生工厂有职工207人,其中职员30名,工人177名。
1929年5月,民生工厂开始研制国产汽车。在技术和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历经两年的时间,于1931年6月,终于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民生牌75型2.5吨国产载货汽车。为此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同年7月,应邀该车送到上海参展,并准备在生产15辆,为“双十节”献礼。后因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而未及组装。1931年10月,上海的《道路月刊》和1931年8月13日,上海的《民国日报》都登载过照片和史料。对民生工厂试制国产汽车的基本过程作了介绍。
在1929年8月,民生工厂完成了基本准备工作之后,根据张学良将军关于载货汽车是当时急需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指令,从美国购买了“瑞雷号”载货汽车散件,运回民生工厂自行组装整车,并且进行了大量反复的试验。然后还将“瑞雷号”全车拆卸,选择易损机件,另行设计重新制造,在对整车的拆装测绘和试验,初步掌握了汽车的设计和制造的技术。
原计划民生工厂生产55型2吨和100型3吨两款“民生”牌载货汽车,后根据中国城乡道路运输的需要,确定生产75型2.5吨载货汽车。在试制过程中,还曾同国外的福特、通用、万国、斯蒂贝克等汽车公司交换信息。而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的发动机、后轴、电气装置和轮胎等汽车零机件,由于设备工艺和原材料在当时国内无法解决,也难以自行制造。均暂委托外国专业名厂按照民生工厂自行设计图纸加工,除此之外“民生”牌汽车的零机件都是民生工厂自行生产制造。曾有人统计过:民生牌汽车全车有666种零机件,其中464种是自制的,另有202种是进口的(主要有发动机、电器零件、精密齿轮、轴承等),“国产化”率达百分之七十。在当时国内机械工业水平极低情况下,能达到如此水平,十分不易。
这辆由中国自行制造的“民生”牌75型载货汽车为长头、棕色,采用水冷六缸汽油发动机,65马力,前后轮距4.7米,前后四单轮,最高车速:每小时40公里。民生工厂自行设计了缓冲式后轴和四部分组成的水箱,即使水箱的一部分损坏,汽车仍能照常行驶。
1931年9月12日,在当时的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为建会10周年主办的上海展览会上,一辆民生牌汽车放置展厅的中央,车前的保险杠上用中英文写着“载重后行驶粗劣之路能力极强,驶平坦之途速率增大”。并附带主要零部件的挂图,以及自制与外购零部件一览表,展厅迎面悬挂这张学良将军和李宜春厂长的大照片。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派时任上海市市长张群为代表参加展览会,时任民国外交部长的王正延和实业部长的孔祥熙等亲自到会祝贺。
民生牌汽车在上海展出的第六天。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了东北,侵占了沈阳,民生牌汽车工厂也被日本军队占领。即将完成的首批民生牌汽车和零部件全部被日军拖走。从美国订购并已运到中国牛庄(今营口市)的46台汽油发动机,只得转到天津。然而,所有在沈阳的民生牌汽车和半成品都落入日军手中,只有在上海展出的这辆民生牌汽车幸免浩劫。刚刚萌芽的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就这样被扼杀了。
1931年9月19日,辽宁奉天《盛京日报》记载,民生工厂自制国产40辆工程将告竣……样式精美,轻便异常”。但由于“一八”事变,民生工厂未组装成车的零部件均被日本侵略军掠夺一空。张学良将军创办民族汽车工业的雄心壮志也随之前功尽弃,毁于一旦。
“九一八”的消息传到上海展览会,民众群情激愤,当即举行了由三百多辆各种汽车组成的大游行,浩浩荡荡行进上海的街头,强烈抗议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游行队伍中辽宁代表还给民生牌汽车披上了黑沙,车头用闪闪发光的灯泡,拼写出“国产汽车”四个大字。
1934年3月,伪满州国实业部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在原辽宁迫击炮厂的旧址上成立了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以适应扩张侵略的需要,从事汽车的修理和组装。
驰骋在“援朝”的战火中—“井冈山”摩托车
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的鸭绿江边,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令。中央军委为加强部队现代化建设,增强部队的战斗力,确立了解决部队交通工具为主的发展方针。1950年8月召开了全军运输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厂长程华明把考虑已久的先造摩托车,然后逐步过度到能生产汽车的整套方案向上级提出,很快到了部队首长的赞同,并批准了解放军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试制军用重型摩托车。
1951年7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在设备简陋,工艺落后,毫无摩托车生产技术,并且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仿照德国产迅达普K500型摩托车,试制成功第一批5辆军用重型摩托车。该车装有对置型四冲程双缸风冷式发动机,气缸容积498毫升,功率11.8千瓦,最高时速每小时110公里,自重195公斤。
1951年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到厂参观了试制成功的军用重型摩托车。8月3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在庆功大会上说:“我宣布,为了庆祝我军建军24周年的节日,为了永远记忆井冈山的英勇斗争,我特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汽车制配厂生产的军用重型机器脚踏车命名为‘井冈山’,这是标志着我军日益无比的壮大!”从此新中国第一批“井冈山”牌摩托车,在抗美援朝战火燃烧的日子中诞生了,“井冈山”牌摩托车的诞生在我国摩托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光辉灿烂的首页。
1951年10月,为扩大摩托车生产的规模,解放军总后勤部指示新属的南京第三汽车制配厂(解放前为火炮修理厂,今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前身)与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合作生产“井冈山”牌摩托车,至1953年底,年产量突破了1000辆。
1954年,为了满足部队作战的需要,参照苏式M72型样车增加边斗。试制出边三轮摩托车并且投入批量生产。1955年由于北京第六汽车制配厂和南京第三汽车制配厂相继转产,以及工厂的隶属关系的改变。至此,停止“井冈山”牌摩托车的生产。
从1951年7月到1954年底,累计生产1761辆“井冈山”牌两轮摩托车,1487辆“井冈山”牌边三轮摩托车。有利的支援了部队的需要,特别是朝鲜战场上,“井冈山”牌摩托车也屡立战功。
1955年1月,“井冈山”牌摩托车带着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首次参加了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的展出。
走遍华夏九州—“解放”牌汽车
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后的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苏联(俄罗斯)的莫斯科,与苏联方面签订的协议中,就把建设汽车厂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首批重点项目;同年4月,国家重工业部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了紧张的汽车厂筹建工作。在大量研究和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兴建。1953年,毛主席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同年7月15日,在长春市西南孟家屯附近,一片曾是日本侵华时遗留下的细菌工厂的残垣中。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埋下了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这标志着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横空出世了。
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的建设时期,凝结了全国人民的心血和汗水,各地输送了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培训了大批青年工人。以建筑五师、机电安装公司为代表的两万多名建设者们,成为建设工地上的主力军。每天还有大量物质源源不断地运到建设工地。历经三年终于建成。建厂期间,苏联也为我国提供全套的产品设计和图纸资料,并派遣一批有经验的专家来厂指导。
1956年7月13日,在一汽崭新的总装线上,装配出第一解放牌汽车。毛主席亲自为该新车命名“解放”。从此中国结束了不能自主制造汽车的历史。
第一批下线生产的解放牌汽车,参加了1956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式,之后部分汽车在天安门广场展出,一时间众目争睹国产汽车的风采。
最初生产的解放牌汽车为CA10型,是以一款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后改为李哈桥夫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吉斯—150型载重汽车为蓝本制造的,载重四吨,后桥驱动,装有直列水冷四冲程六缸,90马力发动机,最高时速75公里,具有整车机构坚固,使用寿命长的特点。后经改进,使之更适合我国的大规摸建设需要,全国城乡的道路上最多的就是“解放”牌载重汽车,同时“解放”牌载重汽车还大量出口到阿尔巴尼亚等许多国家,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9月29日,随着第1281502辆解放牌载重汽车,开下了总装配线,生产了32年的“老解放”最终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汽车研制成功的新型“解放”系列汽车。
自主打造国产第一轿车—“东风”牌小轿车
1958年2月,毛泽东主席亲临一汽视察,对陪同的时任厂长饶斌说:“什么时候才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为完成领袖的殷殷期望,第一汽的全体职工上下一条心,提出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在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的不利条件下,白手起家,热火朝天地干起国产轿车。同年4月,中国自主制造第一辆国产轿车,在一汽诞生!按照毛主席对当时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方”的著名论断,为这辆轿车起个响亮的名字—“东风”牌小轿车。
“东风”牌小轿车根据外国一些样车,设计师对国产轿车的车身外形做了胆大对的设想和构想。车头标志采用一条金龙,以彰显中国龙的象征。龙身镀有24K纯金,车身侧面镶嵌有毛主席亲自书写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字样;车后尾灯设计为中国古代宫廷用红纱灯—宫灯状。这样设计,表现了中国民族的特色,又体现出与外国车的明显区别和与众不同。
“东风”牌小轿车,车型编号为CA71,装载了以德国奔驰—190型轿车发动机为样机制造的,最大功率51千瓦的发动机;底盘参考了法国“西姆卡”的基本机构设计,并做了部分改进;变速箱则是自主设计制造的三档机械变速箱;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
1958年5月21日下午,“东风”牌小轿车开进了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和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林伯渠来到怀仁堂后花园,乘坐上这辆东风牌小轿车。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啊!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朱德总司令也兴高采烈地坐上车绕花园转了一圈。
东风牌小轿车的诞生,结束了中华民族结不能制造汽车,特别是制造小轿车的历史,同时又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制造汽车的崭新地历史。
共和国骄子—“红旗”牌高级轿车
早在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的礼仪不周刺伤了毛泽东的自尊,所以回国后很少坐他那辆苏联产“吉斯”专车。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共和我国的态度更为不好,同时我国还受到外国的经济封锁,而毛主席的专车早已超期服役,又无法从外国购车。因此,毛主席很希望早一天能坐上我国自己制造的高级轿车。
1958年,即“东风”牌小轿车试制成功之后,圆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梦。但“东风”牌小轿车毕竟属小尺寸的普及型车辆,显然作为国宾礼仪用车和中央领导人坐车不够气派和档次。强烈的民族爱国热情,令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干部、职工们投入全部力量生产国产高级轿车。同时,中央急于在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中用上国产高级轿车,向一汽下达了试制生产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为了试制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周总理特意把法国雷诺送给他的轿车给了“一汽”;朱德委员长也把他的捷克产“斯柯达”轿车也给了一汽;陈毅副总理还将自己坐的德国奔驰600型轿车赠给了一汽做样车。最终一汽人从吉林大学借来美国产1955款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进行加入中国民族特色的改进设计后,手工打造国产高级轿车。
1958年7月1日,一汽的国产高级轿车项目正式上马,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并提出了“乘东风展红旗”,八一造出高级轿车献给毛主席的口号,全厂上下总动员,日夜奋战。在当时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排除万难,终于在同年7月25日开始总装、调试。8月3日下午1时,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样车,驶出了装配车间。经过33天的努力,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奇迹般的诞生了!这也是世界汽车史的奇迹!在全厂的万人大会上,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正式给刚刚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牌。
1958年9月19日,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一汽视察,高度赞扬了“红旗”牌高级轿车。从此“红旗”牌高级轿车也就被定型了。
由一汽生产的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车型编码为:CA72-IE,内装载V型顶置气门八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00马力,最高车速每小时185公里。
1959年9月,一汽生产制造了“红旗”牌高级轿车和检阅车,首次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阅兵式和庆祝活动。起至到今天,每逢国庆周年检阅庆典,总少不了“红旗”牌高级轿车的身影。
1960年,“红旗”牌高级轿车参加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被与会的意大利汽车界权威人士评价为:“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牌高级轿车被列入了世界名车品牌。
1962年,“红旗”牌高级轿车开始承担接待外宾的任务。
1964年9月,为庆祝建国15周年,一汽将40辆“红旗”牌CA72高级轿车送到北京。9月26日40辆“红旗”车与苏联产“吉斯”车、“吉姆”车进行了测试,结果“红旗”车战胜“吉斯”车和“吉姆”车,顺利通过检验。9月27日,国务院时任秘书长当众宣布:“红旗牌高级轿车成为国宾车参加国庆15周年的外事迎宾活动”。
“红旗”牌高级轿车从诞生至今,这款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借助任何外力生产的轿车,经历了改进、技术升级、改款、换代等,1960年,“红旗”牌CA72型三排坐轿车研制成功。1964年“红旗”牌CA770型三排坐高级轿车研制成功。从那时起,“红旗”牌系列CA770型三排座,CA771型双排座,CA772型三排座和CA773紧凑型三排座等高级轿车相继问世。
1965年9月19日,“红旗”牌CA770型高级轿车的样车被送到北京,首先来到国家第一工业机械部,段君毅等几位部长看过并试乘之后,一致认为该车的造型比“红旗”牌CA72老型高级轿车好看的多,乘坐也宽敞、舒适。段部长当即指示:“马上写一份简报送中央,下一步要着手搞专车。搞更高级的。”
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收到简报后立即指示将这辆样车开进中南海,请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专车司机师傅开一开,试一试。收到了行驶平稳,空间宽敞明亮,驾驶操纵也很不错的好评。
这辆样车又到外交部,及解放军总参、总后等单位均受到了好评。最后交给了北京市,作为彭真市长的专车。
1965年10月,为落实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用车问题,中央有关部门下达了试制“红旗”牌CA772型防弹特种车的任务。为此,还成立了由中央警卫局、国家一机部、五机部、化工部、建材部及一汽领导组成的试制“红旗”牌CA772型防弹特种车领导小组。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于1969年4月10日,第一辆“红旗”牌CA772型防弹特种车研制成功。被送进中南海,由林彪试用。1969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时,乘坐的就是第一辆“红旗”牌CA772型防弹车由北戴河住地驶往山海关机场。在与警卫部队交火中,枪弹仅在车窗玻璃上留下了浅浅的弹痕。
1972年,为了方便上下车,一辆装备了电控升降脚踏板的红旗牌CA772型防弹车成为了毛泽东主席的专车。这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最后一位坐上“红旗”牌防弹车的。至此“红旗”牌防弹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座驾,也成为外国首脑和政要来访乘坐的国宾礼仪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美方提出自己带车,被中国政府谢绝,并指定使用了国产“红旗”牌CA772型防弹车。
“红旗”牌CA772型防弹轿车与CA770型高级轿车整体造型相同,整车重:4930公斤,防弹装甲:4—6毫米,防弹玻璃厚:65毫米,轮胎枪弹击穿后仍可继续行驶100公里。发动机功率:250—300马力,排气量:8升,最高时速每小时130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保险系数最高的轿车之一。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旗牌CA770型系列高级轿车,因油耗大、成本高、产量低而停产。至此一汽在二十多年里总共生产了1540辆。
附件厂造出首都第一车—“井冈山”牌小轿车
1958年2月,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决定仿照外国汽车的样车试制轿车。这引起厂内极大的震动,广大技术和工人们,在不具备生产轿车的基本条件下,凭着一股革命热情,依靠各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力量,苦战四个多月,终于在1958年6月20日,生产出北京第一辆命名为;“井冈山”牌小轿车。当日在该厂召开“祝贺首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的诞生”庆祝大会上,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局长张逢,宣布该厂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同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率领刚刚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厂长李锐,将试制成功的一辆白色“井冈山”牌小轿车,开进了中南海。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等在中南海听取了介绍,观看了这辆由北京产的第一辆“井冈山”牌白色小轿车。毛主席说:“附件厂能够生产小汽车,很好,谢谢你们!”朱德还坐车在中南海院内转了两圈,并高兴地说:“总算坐上自己生产的汽车了。”
1958年7月,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亲笔为“北京汽车制造厂”题写了新的厂名。其后北京汽车制造厂开展了“百辆井冈山大战”的号召,要在十月一日国庆节前,造出一百辆车,参加国庆游行,驶过天安门。经过全厂上下、齐心努力、排除万难、连续苦战最终在1958年10月1日国庆前,生产出一百辆“井冈山”牌小轿车,其中有三十多辆参加了建国九周年的国庆游行。
“井冈山”牌小轿车是参照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当时生产的伏克斯瓦根牌轿车仿制三厢两门,车长4.1米,车宽1.56米,内装四缸水平对置风冷发动机,排量1.192升,36马力,最大车速每小时110公里。
尽管“井冈山”牌小轿车诞生早于“红旗”牌轿车两个月;早于“凤凰”牌(上海牌)轿车三个月。但它的命运却远不及“红旗”和“凤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在看过“井冈山”牌小轿车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车是适合老百姓坐的,但现在的老百姓哪买得起车子?作公务车这个车子又太小了,上下车都不方便。这样吧,我把我坐的车子留下来给你们当样车,你们以后就照这辆车生产吧。”就这样,已生产了154辆的“井冈山”牌小轿车停产了。
1958年7月,北京汽车制造厂根据北京市委领导的指示精神,以市委书记刘仁当时乘坐的那辆八缸美国产别克车为样车,开始高级轿车的试制。从1958年7月至1959年国庆前夕,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先后试制生产出,命名为:“北京”牌的高级轿车六辆,其中有两辆是敞篷检阅车。原定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游行中使用,但试制的“北京”牌高级轿车因技术不过关,被叫停。罗瑞卿拍板决定在国庆十周年游行中使用“红旗”牌高级轿车。从此就停止了“北京”牌高级轿车的试制。
上海滩里飞出的“凤凰”—上海牌小轿车
1958年9月28日,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了第一辆,命名为:“凤凰”牌的中高级小轿车,该车参考波兰产华沙轿车的底盘,美国产克莱斯勒顺风轿车的造型,装载了南京汽车厂制造的NJ050型发动机,最高车速每小时为:105公里。后又决定提高轿车的档次,采用了苏联产吉姆轿车为样车,开始第二轮的试制,1959年1月第二辆样车试制成功。第二辆样车比第一辆样车车体略宽,装载了南京汽车厂生产的NJ070型发动机,功率更大,通体黑色,仍以“凤凰”为标志。到了1960年底一共生产了18辆凤凰牌中高级轿车,后因中国国内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凤凰牌中高级轿车停产了。
1963年12月,随着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结束,国内经济逐步转好。上海的轿车工业重新启动,上海汽车制造厂将“凤凰”牌小轿车正式改为“上海”牌SH760型轿车。上海多家相关企业协作,经过技术改造和不断攻关,使生产车辆工艺和装配水平不断完善,完成成套冲模制作,结束了传统手工打造车身的,落后地生产方式。“上海”牌SH760型轿车,也采用上海汽车发动机厂生产的功率有90马力,680Q型六缸发动机,。当年就小批量生产了50辆上海牌轿车。
1965年,“上海”牌轿车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批准定型。经过10的发展,到1975年上海牌轿车形成年产5000辆生产能力,1980年突破年产5000辆生产能力。但受治于产量小,仍是一车难求。当时“上海”牌轿车仅供接待外宾和公务用车,从“上海”牌轿车投产到20世纪80时代,在中国,“上海”牌轿车是接待外宾和普通公务的主力车型,在中国汽车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光辉的一页。
1991年11月25日下午2点30分,上海汽车制造厂总装车间举行最后一辆“上海”牌轿车下线仪式,至此“上海”牌轿车彻底停产了。从“上海”牌轿车问世,共计生产了79525辆。
金陵城中驶出—“跃进”牌轻卡汽车
1957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做出开发轻型载货汽车的决定,时任南京汽车制配厂厂长的齐抗,满怀信心,亲自进京,争取到这一重任。当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同意了南京汽车制配厂开发和生产轻型载货汽车的申请后,齐厂长既兴奋又为难。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张发动机图纸,其它相关资料一概没有。而全厂上下没有畏惧困难,很快由领导、技术人员和老职工三结合攻关班子带领全体职工排除万难,夜以继日的工作用了8个月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
1958年3月10日凌晨5点,一辆NJ130型2.5吨载货汽车缓缓驶出南京汽车制配厂的厂房。尽管这辆用铁、木和帆布混合制成驾驶室的载货汽车,看起来十分简陋,但在场的干部、职工及所有人员却都极度兴奋。“我们成功了!向省市领导报喜、向中央报喜!”当时人们只有这个念头。
听到南京汽车制配厂试制成功第一辆轻型载货汽车的消息,中央领导同样兴奋异常。这是建立新中国以来,在从无到有的汽车工业中,所取得的又项一令人振奋的成就,中国第一辆轻型载货汽车诞生了!
国家将由南京汽车制配厂试制成功的NJ130型2.5吨载货汽车,命名为:“跃进”牌。并批准了以南京汽车制配厂为基础的南京汽车制造厂的成立。从此“跃进”牌系列轻型载货汽车、改装车,历经了50年多年的发展,获得了一百五十多万辆,“跃进”车用户的信任和支持。用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縢伯乐先生的话说:“跃进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汽车工业格局中‘缺轻’这个巨大的空白,为中国汽车工业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北京汽车的沉浮之路—从“星火”、“东方红”到北京吉普
(一)
1959年11月,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向北京汽车制造厂下达了试制中级轿车的任务,选定车型为苏联产伏尔加牌轿车的方案,初名是“星火”牌760轿车。后改为“东方红”牌BJ760轿车。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还拨给一辆苏联产1959款伏尔加牌M21N轿车作为仿制样车。
北京汽车制造厂接到任务后,开始全面的试制工作。1960年,苏联“伏尔加”汽车专家五人小组路经北京,应邀参观了北京汽车制造厂,与该厂领导座谈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并对试制工作给予了指导意见,临别时留下了一套伏尔加牌轿车的生产加工图。
1960年11月,试制成功的“东方红”牌轿车通过了25000公里的道路试验,结果表明该车最高车速:每小时125公里,最低油耗:百公里9.8升,传动系统和底盘结实可靠。与苏联产、波兰产的几款轿车对照,“东方红”牌轿车优于苏联产莫斯科人牌、波兰产胜利牌轿车。
1965年5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组织对东方红牌轿车进行了国家级产品鉴定,经过50天的试验,“东方红”牌轿车的主要性能和行驶可靠性基本符合使用要求,正式通过了国家鉴定。
1966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改扩工程,生产纲领为年产5000辆的能力,其中“东方红”牌BJ760轿车年产600辆。这也是国家批准的首个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整车的项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謝富治来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不主张生产轿车,坐坐越野车就可以了。越野车又能坐人,又能拉东西,又能通讯,何必要轿车。这样,北京汽车制造厂就停止了“东方红”牌BJ760轿车的生产。
(二)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双边友好关系破裂后,苏方停止了对中方军用吉普车“嘎斯”系列63、69车的供货。由于我国军队建设的迫切需要,1961年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和国家第一工业机械部将研制军事指挥用轻型越野车的任务下达给北京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北汽)。全厂广大干部、职工怀着为祖国争气的豪情,怀着强烈责任感接受了任务。我国当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北汽一方面进行生产自救,维持工厂的生存;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投入到军用轻型越野车的试制开发。1961年3月,北汽试制军用轻型BJ210C越野车的项目正式上马。BJ210C越野车是以“东方红”牌轿车为基础,动力和传动系统等与“东方红”牌轿车通用,其车身、分动器、前轿等部分是重新设计的。同年6月,北汽克服了种种困难试制成功了BJ210C越野车的样车。1963年,BJ210C越野车通过了国家鉴定。
出于我国部队建设的需要,军方对车型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1964年,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指出,以BJ210为基础设计一款车身尺寸稍大、四门、双座、宽敞舒适的军用指挥车,其性能指标不能低于“嘎斯”69。于是北汽投入了为适应我军部队需要的军用轻型越野车的试制。经过六月的试制,北汽试制成功出BJ212型越野车。1965年,为适应我军部队需要的新型军用轻型BJ212系列越野车正式定型。1966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汽车制造厂扩建改造工程,生产纲领为年产BJ212越野车4400辆。同年,北汽将BJ212越野车正式投产。第一代BJ212越野车采用软顶可拆式车身、高底盘和双油箱设计,车长3.91米内,车宽1.76米,轴距2.31米,内载直列水冷四缸发动机,排量2444cc,最大75马力,四轮驱动,车重1395公斤,最高时速每小时120—130公里。该车还有两款,一款是4门5座;另一款是3门多座。坚固耐用,价格低廉,维修简便,越野性能良好是该车的特点。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主席乘坐由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BJ212敞篷越野车,在北京长安街上,在北京西郊机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名“红卫兵”。这也成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全体干部和职工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BJ212轻型越野车,遍布了全国各地,谱写了“212”生产30多年来,畅销不衰的神话,据不完全统计,一时间其市场保有量达到60万辆。
1983年5月,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开始在国内汽车行业与汽车销售市场中奏响。由北京汽车制造厂与当时的AMC美国汽车公司(后被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收购)合资成立了中国汽车行业首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诞生了,从此中国汽车的生产制造和汽车销售行业,迎着在国家经济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向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