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的历史遗憾

    1872年夏，“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留学，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1868年初，容闳向清朝提出他的教育计划：选派少年出洋留学，先以120名作实验，每年派30人，4年完成；限12-15岁的男少年，学习期限15年；在美国设立留学生事务所，设正副监督官，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从海关收入中拨出一定的经费，作为留学生的费用。这个“计划”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1870年获清政府批准。

    1871年，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被选派少年先在上海进预备学校，补习英文。当时人认为出洋留学吉凶难测，留学生全是平民子弟，没有皇室官僚子弟。

    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陈兰彬、容闳率领第一批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启程赴美。

    此后每年派遣30人，至1875年，120名留学生派完。首批30名留学生由陈兰彬任监督，容闳任副监督。

    遥想当年没人愿意出国留学

    1871年，为凑足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名额，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当时以为这事儿很容易：“学生年龄，定为12岁以上，15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同时制定了考试规则，应考及格，才能进入预科，再学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不料，预科学校设立一年有余，愿意留美的幼童没来几个，容闳大急，“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同时，他回到广东香山老家，动员亲友支持自家子弟留学。

    今天看来，此事匪夷所思，当年却是事实。一位留美幼童回忆：“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转引自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95页)

    为使国人转变观念，容闳以自己留学美国的亲身经历感召乡亲们，并找来一些正与洋人共事的亲友，或与洋人有接触的买办，回乡动员自家亲人出洋留学。留美幼童李恩富这样回忆说服母亲的经过：

    “投考出洋的人中以沿海省份最多。事实上，父母很不希望让儿子出去离开他们那么长时间，并且去到他们并不了解的而且他们听说又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我的兄长那时在上海经商，他的想法不同，他没有被这种思想所吓倒。他带着这种闪光的思想回到家里，说服了母亲，使我投考出洋有了金色的希望。我那时12岁，我父亲3年前已去世，我母亲还负担3个孩子，但不管她内心是否真舍得我离去，她并没有阻拦我，而对这件事作出了决定。这或许是一种冒险，想见世面是我惟一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那聪明的母亲可能还有顾虑，但她已像勇敢的妇女一样，她要把好事留给孩子，她已为我往上海而做准备了……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离家，寂寞、凄凉、悲哀充满了我的脑海。”(转引同上296页)

    容闳说，幼童出国之前，还要其家长做一件重要事情：“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15年中如有意外灾害，政府概不负责。”容闳所说的“志愿书”在近代中国叫做“具结”。徐盈等著《詹天佑》一书中记录了詹天佑父亲所立“具结”的样式和内容：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

    当年的《申报》总结说，国人不愿送自家子弟出国留学，还有几种疑虑：一出门就是15年，这时间太长了；身居海外，恐怕水土不宜；到外国学洋人的学问，能学得好吗？

    总之千难万难，中国留学史的大幕竟是这样开启的。

    幼童轶事李圭笔下真情流露

    首批幼童留学美国的第四个年头，1876年，正值美国建国百年庆典，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工商界人士李圭前往参观。其回国后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记载了幼童在美国留学的情形，十分珍贵。他首先在展馆看到了幼童们在美国的学习成绩：

    展馆有几处地方“专门陈列各国学校、书院教授的各种课程和学生作业，比较优劣。目的是让学生们来参观时，能够自省一番，使勤奋者有所鼓励，懒惰者有所警觉，从而互相勉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国幼童的课程作业陈列在哈佛书馆。我观赏了他们的绘画、算学、人物、花木等等……”他还阅读了幼童们写的“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庆贺百年大会记》、《美国地土论》、《风俗记》等，但“策论”后面的洋文他看不懂，问翻译，得知那是拉丁文，“幼童们在哈佛读书两年，等于在香港学习5年，可见教与学都非常用心”。

    在展馆内，李圭遇到许多前来参观展览的幼童，他们“在千万参观者中言谈自如，行动优雅，毫无怯态。他们的穿着很像洋人，可外面罩着一件短褂，又是中式的。他们见到我，很是亲近，谈吐颇有外洋风派。年纪小些的，有女教师带领参观，指物与观，应答如流，而师生亲爱之态，情同母子。我拉住一个年纪大些的幼童，问他来此参观，可有收获？他说：‘世界各国的东西，都集中到这里，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中的器物和制造原理，我们都可以学习之，仿效之。还有，世界各国都有人来到此地，机会难得，互相交往切磋，增进友谊，这好处就更大了。’我问他们想家吗？答：‘想也没用。只有一心一意在这里读书，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我又问他们为何穿洋装。答：‘这是在国外，不改装有时不方便。可我们并没坏了规矩，辫子还留着，也决不加入洋教会。’听其言，简洁有理，我很高兴。我中国人学了西学，前途正未可限量。”

    中国政府所设立的留学生管理机构“出洋总局”设在哈佛城。李圭应邀拜访，得知：“幼童现有113人，以两人为一组，分别住在美国人家中，这样的好处是，随时随地可跟美国人学习纯正的英文。政府提供给他们每人每年400两银子的住宿费、伙食费和学费。管理处有两位汉语教师，幼童们每过3个月来一次，学习汉文。每次12人，学14天。这12个人走了，再来12人，周而复始。幼童们读书、写字、讲解、作文，都按照课程表进行。就是写信寄信，也有定期，每月两次。虽说这是小事，却可见他们的计划周全。我也曾到幼童们寓居的洋人家里去拜访，只见幼童们与洋人杂处，随时互相切磋，尤其是两国幼童在一起，彼此都有收获，真是水乳交融。而且我国幼童，并不忘阅读中国书籍，专心致志，根本不必担心他们顾此失彼，忘了祖宗。”

    显然，李圭在国内已听到有人对幼童们所谓数典忘祖的指责。但他根据亲闻亲见，挺身为幼童们辩护：“有人说什么中国不崇尚西学，如今却让这些幼童不远万里去学洋人的玩意儿，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我说，你懂什么？幼童们学习西学，学的是有用的东西。咱们圣人所要求的那些道德呀，三纲五常呀，幼童们身上都存在，不会因为学了西洋的学问就缺少了中国的德行。而且，中西双方取长补短，不必划地自牢。为了中国的富强，我们不应当置西方的经验而不顾，不去拿来为我所用。总之，咱们的道德纲常是‘体’，西洋的物质文明是‘用’，既要‘中学为体’，也须‘西学为用’，两者兼有，这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嘛。”

    在当年，李圭这位被称为“在‘华洋界上’混饭吃的布衣百姓”，其见识远在清政府多数官僚之上。

    全数召回幼童留学半途而废

    幼童留美，原计划时限为15年，不料进行到第十年时，留美幼童全部被政府强行召回。这一事件史称“留美幼童公案”。容闳在《自传》中记载了留美学生监督吴嘉善主张撤回留学生的种种理由：“留学生在美国，专门好学美国人的嬉戏游乐之事，读书的时候少，玩的时候多；还学美国人的样子，加入各种秘密会社，有的属于宗教性质，有的属于政治性质，总之全都属于不正当行为；因此，留学生们再也不尊重老师，对于新监督的训令，全当耳旁风……这样的学生，再在美国久居下去，必将失去他们全部的爱国之心，纵然有朝一日学成回国，不但无益于国家，且将有害于社会；所以，为了国家利益，应当立刻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对这些污蔑言论，容闳极为愤慨，他写道，这些主张撤回留学生的清朝官僚“久处专制压力之下，毕生所见所闻，没一点自由的精神，没一丝活泼的思想。相反，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们，受到新教育的熏陶，终日呼吸自由空气，以往所受到的专制重压，一旦排空而去，言论思想当然与旧式教育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爱好种种健身运动，跳啊，跑啊，走路没那么多规矩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容闳的辩护，未能排除当权者对幼童们“全盘西化”的担忧。慈禧遽然颁旨：全数撤回留美学生。到1881年年底，除已在美国病故者3人、中途辍学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这“94名回国留学生，如今学籍可考者87名，其中小学19名，中学35名，共54名，即60%以上正在接受初等基础教育；33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其中一名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留美幼童被撤回后受到冷遇。高宗鲁译注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有一封留美幼童黄开甲写给美国巴特拉夫人的信，写信日期是1882年1月28日，地点在上海：

    “上岸前，我们幻想有热烈的欢迎在等待我们，也会有熟悉的人潮，还有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啊！全成泡影。倒是人潮汹涌，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宜的衣服。我们穿的是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为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有失尊严的事。

    “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据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所载，这分三批回国的留美学生，“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至于詹天佑扬名京张铁路、梁敦宜成为外交总长、唐绍仪担任民国总理、蔡绍基就任北洋大学校长，那都是20至30年以后的事情了。就这样，幼童留美仍被称为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留学教育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