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如何批驳天命邪说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代，没见有谁敢如此非贤诬圣、批评儒典；柳宗元不信鬼神、妖怪、算命、说梦等迷信，一生与天命论相对，藐视封建等级制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少见的。

柳宗元雕塑

作者：郭新庆

　　翻开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百家争鸣，出了一大批思想家；而同是乱世的中唐，成千上万的“浪漫”诗人，伴着闹哄哄的佛道，“泛滥”出的却是各色迷信和天命邪说。整个唐代思想空寂，唯独出了柳宗元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代，没见有谁敢如此非贤诬圣、批评儒典；柳宗元不信鬼神、妖怪、算命、说梦等迷信，一生与天命论相对，藐视封建等级制度，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少见的。

　　柳宗元《天说》及与韩愈的论战

　　写于永州后期的《天说》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奠基作，是他思想臻于成熟的标志。《天说》不是天在说什么，或者说天在告诉人们什么，而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是柳宗元在论说天。天道尊远，人不可及。不论是儒释道，还是圣人贤达，都怀着敬畏神秘的心情对待天。他们信奉天命，怕忌讳不敢说天。统治者借天命吓唬老百姓。柳宗元《断刑论》说：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柳宗元这是在刨统治者的命根子。在君权社会，没人敢这样做。

　　《天说》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上下两部分。占三分之二文字的上篇是引述韩愈关于天的说法，而柳宗元下篇的辩说只有不足二百字。韩愈的这些话，据说是在贬为阳山令时向柳宗元私下说的牢骚话。可多年后又旧话重提，显然与韩愈讽刺永贞革新相关，为此引发刘禹锡连写三论来回应这件事。

　　韩愈说天能“赏功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柳宗元说这是荒谬的。柳宗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说了“天人之际”的思想，即阐明了他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柳宗元认为，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瓜果﹑疮疖、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哪来的“赏功罚祸”。“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柳宗元说：“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由不得天，也怨不得地。

　　说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天人之际的争辩贯穿了中国哲学史，其交点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关系。孔子畏天命，由于不明白老天无言却主宰万物，对“天”怀有一种恐惧敬畏的心理。老子主张效法“天”(自然)。庄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自然”和“人为”，他认为，人给马套索具，给牛穿鼻绳，这都是对自然的损害。而主张把“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合一的，是子思和孟子。

　　后来西汉的董仲舒也强调“天人之体，合而为一”。可他把这一问题神秘化，提出“天人感应”说，味道就变了。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他主张用某些宗教仪式，感动上天，促使它改变原来的安排。韩愈的天能“赏功罚祸”的思想显然是与董仲舒一脉相承的。

　　与此相反，在柳宗元之前提出“天人之分”说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在《天论》里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天行的运动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人而存亡，与人间的贫病灾祸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人自己造成的。他主张了“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继承了荀子等人的思想，对往古以来的天人纷争做了总结性的论说。

　　韩愈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由国子监博士改为史馆修撰，其间因修史书的事和柳宗元有过争论。柳宗元曾专门写《与韩愈论史官书》批驳他“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说法，斥责韩愈借鬼神、天命说事。我们就史料解析，韩愈畏惧史事与他写《顺宗实录》有关，迫于宦官威势，韩愈曲笔就史，几移其稿。韩愈猜疑自己受贬阳山令与刘禹锡和柳宗元有关，这时趁机用天命比喻柳宗元遭贬的事，为此引起柳宗元极大的不快。柳宗元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和史事的论战，是唐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两者的关联是很明显的，其背后的政治原因也是显见的，柳宗元是在用自己的唯物论思想顽强地捍卫其政治主张。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了，但“守中道，不忘其直”，却是至死不悔的。

刘禹锡

　　刘禹锡《天论》对柳宗元《天论》的精彩阐释

　　刘禹锡《天论》中有一段文字直接道出了柳宗元作《天说》和与韩愈论史书背后的真正起因。刘禹锡说韩愈所谓天能“赏功而罚祸”，是黑白颠倒，是非易位，是赏在奸佞，罚在忠直，其道义和刑赏“实已丧而名徒存”，哪有何天理可言。这显然是在指责韩愈诬蔑永贞革新。

　　《天论》虽说是《天说》的解说篇，但它对天人之际的论说更详尽精彩，其中“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天人交相胜”，是说“天”和“人”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天，是有形物体最大的；人，是动物中最杰出的。生长万物是天的功能，而治理万物是人的功能。天人是相分的，“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并说：“人能胜天者，法也。”这里的“法”是指人类掌握自然规律来改造世界，刘禹锡这一说法得到了柳宗元的认同。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要胜人，是自然行为；而人是有意识地要胜天。春夏种植，秋冬收藏，就是人利用自然规律的主动行为。

　　刘禹锡《天论》里有不少论说精彩的片段，让人读了快意不已。论“空”﹑“无”，他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何为“希微”，有注说：“无声曰希，无形曰微。”这是说“空”是一种物质形态。房屋中和器皿中的空间，是依赖“物”(房屋和器皿)而存在的。人眼夜里看不到的东西，动物可以看到。世界没有无形无象的东西，所谓“无形”，是说“无常形”。刘禹锡说，时间，有开始、中间、结束之分；日期，有今天、昨天、明天之称；就是人生，也有幼年、壮年、老年的不同时期。即使是咳嗽一声，弹一下指头这样短暂的一瞬，也具备这样的过程。刘禹锡说，人的生命只有今生，何必去求那身体以外的无谓的三生呢？这些论说，对佛教宣扬的“空”“无”和三生轮回的说教是一种多么尖锐的否定和批判啊﹗

　　柳宗元《天说》如何对答屈原《天问》

　　柳宗元《天说》还有一篇姊妹篇《天对》，这是对屈原《天问》的对答。屈原《天问》的题意与《天说》一样，不是天向人发问，而是屈原向天发问。《天问》是说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然杂陈，变化莫测的现象，都可以统攝于天象天道之中。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评价屈原的《天问》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问》气势之豪放，涉猎之广远，前无古人。屈原《天问》的写作时间现在找不到史料的佐证，但从它涉猎的宏大悠远的内容看，显然不是一时一事所激就能挥就的，应是屈原一生思想积累的喷发，也应是反映了战国时期楚人的思想认识。屈原常年被放逐荒野，游历沅水、湘水间，在楚国首都郢城被秦兵攻破后，感到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抚今追昔，寻古觅远，他奔走呼号，问天，问地，问苍生，他用生命凝集成这一宏篇巨制。屈原在《天问》里对人间奇迹﹑自然万物﹑古史今事﹑传统观念，都提出了怀疑和质问，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天问》有一百七十多问，大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不少已经失传，后人很难理解。柳宗元不愧为“大儒”，他以非凡的气魄和过人的学识，把屈原的《天问》归结为一百二十二条，用四言排比的句式，逐一作答。柳宗元的《天对》堪称“奇作”、“奇文”。限于时间，我们仅举其中一对，就会领略它的光彩。古代传说黑水边有长寿不死的仙人。屈原问寿命有多大。柳宗元说：传说的仙人虚无缥缈，这样的长寿有谁羡慕。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但终归都要死，为何编造这些没有边际东西，说什么仙人不死！柳宗元向来不信鬼神，对迷信妄说更是不屑(xiê)一顾。《天对》是“柳宗宗元哲学著作中，规模最为宏伟的名著”。几千年来，柳宗元是唯一能对答屈原《天问》的人。

《国语》

　　《非国语》如何批判《国语》中的荒诞迷信

　　商、周时，人信天命，好迷信，遇事喜卜，以此来推断福祸、吉凶。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就是用于记录占卜的。左丘明的《国语》记述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其中充斥大量的天命迷信等荒诞不经的东西。《国语》是儒家经典，它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历代受尊奉和顶礼膜拜。柳宗元在永州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作《非国语》批驳它。这是为什么？柳宗元在书前小序里说：《国语》为文精深杰异，历来受读书人喜欢。可里面竟是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国语》文辞华丽内容杂乱，喜好诡异之说，背理错乱不通，伴着离奇古怪和荒诞无稽的事情，以光彩明亮的样子引诱后生。柳宗元说这是文采华美外表罩着的陷阱啊！要是不揭露它的真相，被华丽文采迷失跌倒的人会更多，这样人们就不会守中庸而信奉尧舜之道。

　　而当时唐朝的社会现状是什么样哪？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谈论治道的多了，可遵循大中之道的却没有。口头上说是儒家之术，实际上拐弯抹角，漫无边际，不知说些什么。联系世事，则又苛刻死板，僵化不灵变，根本不入大中之道。更有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竟是些胡说八道，用天命鬼神装神奇，恍恍惚惚让人如坠幻境不知所以。柳宗元痛苦地发问：知我者谁也！他慨叹看不到与他志同道和的后来者。

　　《非国语》是《天说》的笺释篇，柳宗元把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引申于对《国语》“诬淫”之说的批判，全书有六十七篇短文。《三川震》批驳地震是国家灭亡征兆的邪说。柳宗元说，山川河流，是天地间的自然物。游移天地间的阴阳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zhì屹立，积聚)怎么会为人打算考虑？“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怎么会为人做安排？这就象老妇用锅煮饭时汤水沸腾溢出，老农用井水浇地水流奔腾激荡一样，都是自然物自身的事。天地无边无际，阴阳无穷，弥漫交错，“或会或离，或吸或吹”，象车轮象机械，谁能知道它？国家灭亡是人事所为，把它归罪于山川地震有什么道理。

　　柳宗元批判《国语》谈神说鬼、荒诞迷信时说：“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进而说：无道者乞求鬼神，力量虚弱的人信奉神灵。柳宗元在《卜》里批驳占卜之事。柳宗元说：“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而对这些无助于治世之道和没用的多余技艺，圣人用它，“盖以驱陋民也”，这显然是说统治者在用骗民的卜术来愚民。

　　柳宗元说梦更精彩。他对怪梦解释说：这是“好事者为之”。他认为，凡是人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就会“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哪来得什么神奇鬼怪？这样解说恶梦，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柳宗元批判统治者乱政害民更加大胆。他在《不藉》里指斥藉田饰礼的骗民作法，他认为，如其这样装模作样的“劝农事”，“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取之也均以薄”来得实际。你装模作样的为民求福，还不如行我说的惠民的大德。这简直是对封建礼教扇耳光。在浑浑噩噩的君权社会，如此放言不羁没有第二人。其实，柳宗元是以极大的勇气冒风险写《非国语》的。他在给吕温和吴武陵的信里说：自己受“黜辱”，就象泥土里的蚯蚓和蚂蝗一样，发出来的声音，谁会去听？可他坚守“世之知言者”的评价准则，而不理睬那些没有见识人的指责。他认为自己的书有教后生，“宜垂于后”，如果因此而受到罪罚，就是千秋百代，他也不会感到遗憾和惭愧。

　　柳宗元说《周易》

　　说到《非国语》，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易经》。现今评说古贤书，很少有人说及《易经》卜卦；《柳记》注家号五百人，从未见到对《易经》略有阐发的。大家知道，《易经》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远古人留下的东西。古人用长短草棍摆出不同的形状，用来表达对周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人所思﹑所想，及其真实的内涵，今人已无法考证和认知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里用文字注释的东西，都是后人不断附会上去的。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是柳宗元唯一一篇说《周易》的文章。此事起于董生与刘禹锡论说《易经》的事。董生名挺，他以荆部从事退居朗州，与贬官来此地的刘禹锡相遇。当时，唐人解读《易经》，韩康伯的《注》和孔颖达的《正义》颇有影响。董生道听途说，把孔颖达的疏说附会到一行和尚身上，以为新奇，去蒙刘禹锡。而刘禹锡轻信董生之说，用史事卜卦演《周易》。柳宗元不避朋友之讳，直言对此进行批评，说这是很愚蠢的事。柳宗元笑董生浮浅不学，随口乱说，把旧说当“新奇”。指出用《易经》解悟天地人生﹑卜算测数太浑然难明了；而把《易经》用于占卦卜筮，那是旁门邪道。《刘禹锡集》有一篇《绝编生墓表》，记一个叫顾彖(tuàn)的人，此人终生以卜卦为生。十五岁跟人习《易经》学占卜，六十三年没有一天离过吟唱卦辞，演算卜筮。他临死时对人说：占卦卜筮的伪讬之辞都是用来迷惑众人以骗取衣食之用的。术士诞妄无赖，信者愚昧受欺。可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卜术的人，最后也没能因善卜而逃过饥寒困顿而死的命运。刘禹锡作此文，是否用来破解前此的迷惑，已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