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举制度

　　第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使社会达致动态稳定。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000 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还有必要揭竿而起吗？

　　清兵入关之初，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等到科举一开，读书人一窝蜂涌向考场，局势便迅速稳定。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每次考试都有爷爷、太爷爷级的考生。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老人家如此，何况年轻人！

　　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进士总计10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可以想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

　　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时间之长，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两汉，并且，始终没遇到像样的农民起义，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这与其严格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龙椅能坐这么久吗？

　　赵匡胤对赵普发火，原因在此。

        第三，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对“公平”问题历来敏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而科举制度的本质正是机会均等，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提醒：面包会有的，只要你努力！

　　而对草根平民来说，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信得过，有分数线就有希望，考不取也不怨朝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豪迈的励志谣，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

　　假设，科举取士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宦子弟、富人子弟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多出色，永远是“屌丝”、“屁民”，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一日不得安宁！1905年9月，光绪宣布废掉科举，严复惊呼大事不好，因为除了科举，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