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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破解“晋官难当”魔咒
袁纯清从陕西省省长任上调往山西担任一把手,当时的他踌躇满志,提出“五年再造一个新山西”的口号。然而五年没到,一届任期尚未结束,他就已经提前离场。如今山西进入王儒林时代,如何破除“晋官难当”的魔咒,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非同一般的难题
“赶快把一切有关白云的信息都删掉,所有资料都要再过滤一遍,不能再马虎了!”9月2日下午3点,晋商大会主席团会议召开之前,组委会一名领导不停地叮嘱催促旁边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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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接受组织调查。此前一天,白云还在主持第二届晋商大会组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真是措手不及啊!”组委会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来原定白云是大会主持者,她被调查后,进入会场的招商手册都得重新改动印刷,而且上面还要求不能留有她的一点信息。”
不过,更多的措手不及则来自省委书记的临时更替。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自到场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在大会上宣布一项人事变动:袁纯清不再担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这些职务改由王儒林担任。
在两年前的首届晋商大会上,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这一次新书记是否出席大会,以及会场如何排序,一切都得重新安排。”上述工作人员感慨道。
因为山西官场的一场“大地震”,第二届晋商大会委实低调了很多。两年前的大会与会人数达到1400人,而此次参会代表则只有270余人。大会只允许指定的少数几家媒体参加。
9月3日开幕式那天,新任省委书记出席了大会并发表讲话,“在我心中,晋商分量很重,晋商对山西的发展也很重要,所以我来参加大会。”王儒林的讲话大约持续20分钟,接着他与前排就座的晋商代表、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握了个手,随即就在警卫护送下离开会场。
明清时期,晋商作为全国十大商帮之首,称雄商界五百年,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业辉煌。袁纯清就任山西省委书记后,就主导筹建了每两年一次的晋商大会。
“袁纯清期待以新晋商再创新山西,可惜他没能处理好官商政治生态,无缘这次大会,草草离场了。”山西一位副省级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是说。
“五年再造新山西”
从2010年5月到2014年8月,袁纯清在山西执政了4年多时间。上任伊始,袁纯清启动了以“转型跨越发展”为口号的“山西再造”运动。他希望,通过未来五年的发展,能“以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为重点,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
当时,他是何等踌躇满志。
甫上任时,袁纯清花了一个月时间到各地市进行走访调研。他把调研的第一站放在了太原。2010年6月5日,他提出太原应“在加快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率先作用”。
19天以后,时任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对袁纯清提出的要求进行了回应:“要紧紧围绕袁书记提出的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大都市这个目标,把思想解放到科学发展上,解放到又好又快上,解放到跨越发展上,奋起赶超、赢得先机。”
之后,袁纯清每到一个地市调研,各地就随即召开会议进行学习。袁纯清在吕梁市提出,煤焦领域反腐败仍然是重点。“只要资源没有完全市场化,就会有腐败。因为企业老板的逐利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他总在想怎么多赚点钱,总希望资源价格便宜一点,这就会存在寻租行为,就会滋生腐败。这方面你们做得不错,希望不要放松,继续抓好。”
第二天,时任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就主持召开会议,就落实袁纯清吕梁调研讲话精神进行专题研究。
长治市、阳泉市也是如此。长治市委书记杜善学提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袁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阳泉市委书记白云也表态,“实现‘千亿阳泉’目标是袁纯清书记对阳泉发展寄予的厚望,也是阳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跨越、崛起的必然选择。”
吊诡的是,四年后上述四位官员相继因为涉嫌违法违纪被调查。
一位不愿具名的山西某地级市领导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袁纯清上任之初到各地进行调研,了解当地情况,可以说是一种务实的表现,但是他急于给当地经济发展定调,有些欠妥,“毕竟时间短,只是听听汇报,走访走访,很难实际了解当地情况”。
经过一个月的调研,袁纯清在2010年7月29日的山西全省干部大会上表示,“山西的优势在煤,山西的潜力和希望也在煤。煤炭不仅是能源资源,也是碳材料资源,更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资本,山西的工业新型化在一定程度上讲要围绕煤来展开和推进。我们不仅要挖好煤,更要用好煤;不仅要做好煤炭本身的文章,更要做好煤炭延伸发展的文章;不仅要开发好地下资源,更要开发好地上资源。
在这次讲话中,袁纯清提出“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并用近三万字篇幅的讲话进行了阐述。这被视为他在山西的施政纲领。
前述副省级官员表示,“7·29”讲话被视为全面阐释了袁纯清的山西转型路线图,提出要“五年再造山西”。这一讲话在山西各地被要求进行广泛讨论和学习。
“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其实经济发展还是围绕煤炭资源在转圈圈,执政者主要还是想着如何解决当下财政问题,没有超前思维,还是政绩观在作怪。” 上述副省级官员评价说。
猛药治吏未奏效
在“7·29”讲话的最后,袁纯清还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发展转型,关键是干部要转型。”
袁纯清特别强调:“‘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从来都是事业兴败的关键因素。”
对于煤焦腐败、矿难频发等山西存在的突出问题,袁纯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干部作风问题。“山西过去经常发生矿难事故,政府效率不高,发展转型也较慢,这一系列现象,都是和干部作风紧密相关的——一是闲话生非的不良之风,二是拉拉扯扯的庸俗之风,三是吃拿卡要的恶劣之风。”
上任后,袁纯清先后推出了两次整顿干部作风行动。
第一次整风是在2010年8月下旬,即在他上任百余日后。在这场被称为“查岗风暴”的整肃运动中,山西省纪委对全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五个不准”:不准上班时间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岗;不准上班时间打牌、下棋、打麻将和玩电脑游戏等;不准上班时间到茶社、歌厅、洗浴场所等休闲娱乐场所活动;不准利用工作之便吃拿卡要;不准参与赌博。
据山西省纪委公布的数据,在此次正风肃纪行动中,全省共查处了421名违纪人员。
第二次整风是在2011年年底,为了整治“堵心煤”现象,山西再次掀起正风肃纪行动。据知情人透露,袁纯清对此次行动非常重视,亲自划定了“正风肃纪,创优环境”的主题。
根据当时通报显示,此次整顿共查处违规违纪案件367起,处理处分540人,追责294名官员。
2011年年初,袁纯清还曾代表山西省委常委做出八项承诺,包括不干预或插手工程建设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交易活动。
“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就像割韭菜,必须一茬接一茬不停地割。” 袁纯清说。
但是,山西官商政治生态盘根错节,问题积重难返,并非运动式整风所能解决。袁纯清“猛药治吏”并未奏效。
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袁纯清主政期间获得提拔的一些干部,这次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纪委调查。比如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于2011年提拔为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2013年又调任为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秘书长;长治市委书记杜善学,于2011年调任吕梁市委书记,一年后提拔为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后又调任副省长;阳泉市委书记白云,2012年调任运城市委书记,仅一年后就提拔为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晋官何以难当?
“有人说,晋官难做。但我说,无论做什么官、在哪儿做官,都难做。” 2011年,首次以山西省委书记身份在全国两会上亮相的袁纯清如此回应关于“晋官难当”的提问。
事实证明,晋官确实不好当。之前,“晋官难当”多指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难以监管,进而官员频遭问责;如今“晋官难当”则指向因为贪腐而引发的官场震动。
在山西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在煤矿发展上袁纯清曾提出“多元发展”理念,试图破除资源魔咒;在整顿吏治、遏制贪腐方面,袁纯清采取过诸多措施,并且他还有四年的纪检工作履历,曾担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但最终仍然没能破除“晋官难当”的魔咒。
9月1日,在山西省委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评价袁纯清在山西的工作时说,近年来山西“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但他也指出,“要看到,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中央高度重视山西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山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决定对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调整。”
袁纯清在讲话中则进行了自我批评:“刘云山同志对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生的严重问题,给予了严肃批评,作为省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
随后,袁纯清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对于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来说,如何破解“晋官难当”的困境,整治腐败,是主政山西的当务之急。
“如果有打着我的旗号或以我亲友名义在山西办私事、谋私利的,不仅不能办,还要坚决严肃依法查办处理。真诚希望同志们对我进行严格监督”。王儒林在会上也表态说。
四年前,袁纯清在接受凤凰卫视访谈时,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王儒林在吉林省工作长达40多年,期间曾有共青团任职履历,担任过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
据统计,自去年中央巡视组对1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巡视以来,仅吉林一省尚无副省级官员落马。
对于省委书记的选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任职官员过往履历、工作经验与就任地区的发展需要是否契合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在吉林,王儒林有主导过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履历,或许这是中央对王儒林委以重任的考量。”
在反腐败方面,王儒林曾向媒体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权力过多干预市场、边界不清是一个问题”,解决办法则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削减、限制和转移一些部门权力”。
在山西新官上任后,王儒林的反腐观就有迹可循。
9月3日,王儒林在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山西的腐败问题与选人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有关。“要认真总结汲取干部选拔任用和教育管理监督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存在的问题找出来,把深层的原因查出来,把机制程序完善好,把整治措施落实好。要牢牢把握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廉为基,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
对于下一步如何反腐,王儒林则开出了新的药方,“应当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根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和条件上狠下功夫。”
一位山西省副省级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要解决山西目前的问题,干部队伍建设是很重要的一环,尤其是要遏制山西的腐败态势,又要维护山西的政治稳定。
“近些年外地入晋的官员基本都是围绕煤炭打转转,在经济好的情况下,山西的煤炭优势可以显现,经济出现萎缩,山西经济发展下降则很明显。现在大家都在提第三次革命,山西怎么办?我认为,山西不能再搞那种粗放型经济了,应该开发新能源,搞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这位官员说。
他认为,山西作为煤炭之都,各方势力插手煤炭资源现象由来已久。解决山西官员与煤矿的种种利益纠葛,根本办法还是要解决市场化的问题,“资源过于垄断,商人就要通过行贿手段腐化官员,进而造成官商勾结,这是恶性循环。”
山西开始进入王儒林时代,“如何解决权力对资源配置问题,也许是王比较棘手的问题。”上述山西副省级官员说。本刊记者/王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