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制度60年亲历者：当国歌响起我便热泪盈眶

张俊秀近照。本报记者 张 璁摄

　　人物简介：1934年1月出生于天津。1951年到天津汽车制配厂工作，1953年被选拔到中央体训班，1954年随中国青年足球队赴匈牙利学习、训练。1957年，作为中国足球队队员参加世界杯足球赛预选赛。1965年任国家足球队教练，1978年起任国家足球队副领队兼教练，1981年获国家级教练称号。1988至1996年任中国足协副主席。1956年补选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连任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7岁开始踢球，1953年代表天津青年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后，被选拔到中央体训班，从此走上了专业运动员的道路。那时中国足球的水平很低，直到1954年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派一批年轻选手到匈牙利留学，我们这些中国球员的水平才有了质的飞跃，可以和东欧甲级中游队抗衡了。

　　1955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开幕式上，安排了东道主波兰队与中国队的足球赛，当时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亲自到场观看。赛前波兰报纸预测，波兰胜中国在6个球以上，但在那场比赛上我面对对方30多次射门，扑出了多个必进之球，就连波兰的观众都替我喝彩。正是这场比赛让贺龙记住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贺龙提的名。当时在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体育界仅有一个名额，最初是由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可是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他在去往匈牙利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于是，1956年6月，我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当我接到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心目中，能选上人大代表的人都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吴传玉是新中国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而我是足球运动员，足球又是集体项目，我一个人怎么敢承担这么高的荣誉？

　　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要我代表体育界来参与决定国家大事。记得当我提到自己不够人大代表资格时，有个代表对我说：“你要想的不是够不够格当代表的问题，而是如何当好代表的问题。”这句话对我起了很大作用。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大会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怀仁堂很小，只能容纳1000多名代表。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入场时，全体代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特别是当军乐队奏响国歌时，我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我是工人子弟，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新中国成立了，工人当家做了主人，我才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1957年，我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题为《运动员的声音》的大会发言。我记得在一届人代会期间，曾提出过两个建议：一个是建议创办《体育报》。当时，我刚从匈牙利回国，看到中国还没有专门报道体育新闻的报纸，而国外不但有《体育报》，还有《足球报》，这些报纸都很受老百姓欢迎；另一个建议是在首都建一座至少能容纳5万名观众的体育场。那时北京的先农坛体育场只能容纳1万多名观众。后来我知道国家已经有了建一个更大的体育场的规划。1959年工人体育场建成，可容纳10万名观众。

　　人代会期间，我们白天主要讨论国家建设和经济计划等国家大事。晚上，很多代表都喜欢到我房间来，听我讲运动员的生活、训练和比赛的情况。后来我连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到了第三届，运动员代表就多了。除了我，还有举重名将陈镜开、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维吾尔族的女排国家队队员卓尔汗、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郑凤荣，以及国家篮球队主力队员钱澄海等。

　　(本报记者 张 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