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自供东北殖民罪行：白山黑水成人间炼狱

　　屠杀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以准备细菌战、兜售鸦片、思想禁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方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并在此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犯下滔天罪行。记者根据中央档案馆发布的45名日本战犯的自供状，梳理出日军“九一八”后的种种恶行。历史记录血泪斑斑，昭示后人勿忘国耻，奋勇前行。

　　——疯狂镇压抗日活动、杀害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及其亲属。曾任伪龙江省警务厅厅长的今吉均供述：1932年8月，在昌图县城西门外2公里的地方逮捕6名爱国者，先后将其全部杀害。1933年，在亮中桥一带抓捕抗日群众20多名，将田振东司令的父亲田旺和其参谋长朱小飞等14人在昌图县城南空地上枪杀了。

　　曾任伪奉天省警务厅厅长的三宅秀也供述称，1939年至1941年间，指导属下各伪警察机关协助“消灭”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共射杀抗日联军约20名，诱扣约1500名，其中包括杨靖宇、陈翰章等人。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吕超说：“日军妄图通过疯狂镇压和屠杀，来打压抗日情绪、瓦解抗日组织，但这些行径适得其反，反而激发起东北人民更加顽强的抵抗。”

　　——用东北军民做活体实验、细菌战研究。曾先后任日本新京宪兵队敦化宪兵分队队长、锦州宪兵队中佐队长等职的堀口正雄供述：1938年末至1939年8月，多次将爱国人士和抗日人员输送给哈尔滨第731部队，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之一，1932年在哈尔滨设立了研究中心。数千名中国、苏联、朝鲜、蒙古战俘和中国平民在这里被用于人体细菌和毒气实验。

　　三宅秀也供述说：1938年11月，召开防疫本部会议，“令石井部队对鼠疫病菌进行种种的研究及实验，以备他日的细菌战。石井部队在农安县城将在伪警察包围下的人民供对鼠疫病菌的研究和实验之用。”

　　“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实验令人发指，在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东北军民当时承受的苦难之深，可见一斑。”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

　　——残杀无辜平民，强制征兵、劳工，开发“满洲国”。曾任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局长的柏叶勇一在抚顺期间，命令所属警察“每年一次或两次在市内”“抓乞丐，共逮捕200名至300名(此数字1954年8月1日笔供更正为‘50名’)，乘汽车放弃于兴京县的山中”，致“其中一部分因身体衰弱而死亡”。他还曾亲自布置在抚顺煤矿“传染病发生地区的隔离特别警戒”，“隔离宿舍97名，死亡者54名”。其中的“永安台25号地区隔离所，因隔离者的供给不良，身体很衰弱，很多人被扔进修理工场的铁矿炉烧死”。

　　曾任日本关东厅理事官的岐部与平1942年到1943年在其管辖区域内从中国人中征兵，“共征发了12000名国兵，没被征为国兵的青壮年即依法律参加劝劳奉公队当劳工。我在职期间每年约征用12000名壮丁，其担当的任务与一般劳工相同”。

　　吕超认为，当时日军在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对无辜平民残忍屠戮，并强制征兵，征用劳力开发“伪满洲国”。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用心险恶。

　　——兜售鸦片、禁锢思想、进行精神迫害。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特别科长、处长、经济部次长等职的古海忠之供述，1943年4月，他“批准在奉天、吉林和四平的平原地区栽种鸦片的试验圃。以后力图扩大”。1945年4月，“向华中汪政权卖了鸦片10万两”。1943年4月下旬，他“创设保安拘留制度和思想矫正制度”。

　　曾任伪满洲国奉天高等法院审判官的横山光彦在自供状中称：1940年7月至1943年5月，“自任审判长所处理之思想案件，共计约有89件，331名，其中有死刑18名，无期徒刑10名。”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说，鸦片使人精神萎靡、思想禁锢让人成为“行尸走肉”，日本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中国人“洗脑”，从而实现在东三省的长久统治。(记者 孙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