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副厅级官员出书谈反腐 曾两次竞岗失败(图)

　　副厅级官员范松青在官场生涯快要结束时，像一座沉寂多年的火山，毫无预料地爆发了。

　　先是去年1月28日，作为广州市政协委员，他提交了呼吁广州率先试行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又在媒体的追问下公布了个人财产。这一声响惊动了全国舆论。

　　眼下，闹出不小动静的是他一部关于反腐的书，书名是直抒胸臆式的《我为反腐鼓与呼》。此书被他自豪地称为“鸿篇巨作”，共计130万字，分上中下三卷，足有4.8公斤重，从广州快递到深圳，至少20块钱快递费。

　　为了这次出书，范松青自掏腰包，花了10多万块钱。因为主管家庭财政的老婆极力反对此事，范松青只好找亲友借钱，由此成了负债人。他将自己的著作定价为160元，不过他算了算，即使书全部卖出，也只能勉强维持成本。事实上，他没打算出一套畅销书，总共只印了2000册。

　　对自己这部“巨作”，范松青显露出相当的自信。他在微博上挂出“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书”的消息，还说“为保证物有所值，使读者满意放心，作者承诺：购书者一个月之内，可无条件退书退款”。

　　9月18日下午，坐在珠江边上的办公室里，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谈论着自己的新书，有种船到岸边、壮志已酬的感觉。他说：“这是中国反腐败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书，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前瞻性、史料性和可读性。”

　　对被舆论称为“官员财产公开第一官”的范松青来说，这部书展露了他和反腐更为深厚的渊源。在此之前，少有人知的是，他曾在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工作9年多。

　　广州的这天傍晚，闷湿的热气逐渐消散。范松青驾驶着一辆黑色丰田凯美瑞，从广州市政协办公楼地下车库开出去。作为广州的一个副厅级官员，这是他享有的公务配车。他指了指驾驶盘上一个酷似老式BP机的黑色小盒子说：“这是北斗星定位系统，可以监控公车，周末用车会被查到。如果擅自开出广州，会立即反馈给各个部门。”从2009年开始，以这套车载电子监控系统为技术手段的公车管理办法在广州实行。

　　在朋友眼里，这辆公务配车是范松青身份的象征，让人觉得他“混得还不错，至少有个配车”。不过，随着公车改革的全面启动，按照“中国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规定，范松青的配车明年很有可能会被取消。他对此已经有所准备，去年就申请了私家车“摇号”。

　　从日常的点滴细节里，范松青感受到反腐工作正在以迅猛的姿态开展着。他办公室椅子后背的墙上，挂着一幅印着“福”字的挂历，“是一位朋友送的，自己掏钱印的”。近两年，他再也没收到过单位印制的台历和挂历。

　　几天前一次饭局上，广州某位副处级干部敏感得近乎有些“神经质”。席间，他捂着自己的手表，对别人说：“我知道你在看我的手表。我这是A货，卡地亚的，只值一千多。你知道，男人嘛，都喜欢手表。”其实，那个人的眼光从没落在他那只手表上。

　　敏锐洞察时事的范松青深感，反腐形势已时不待人。他从去年广州两会后开始整理这部和反腐有关的书，花了20多个月，“够生两个孩子了”。

　　他的《我为反腐鼓与呼》原计划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但书稿交给出版社半年后，“准生证”迟迟出不来。这位明年底就要退休的干部急坏了，“形势不等人，书出晚了，菜都凉了”。于是，他不惜再多花钱，“借道”香港书号。他说，这是“多快好省”地实现“出版梦”。

　　从地下车库里钻出来，范松青驾驶的凯美瑞正好遇到堵得严严实实的车队。这个矮个子的湖南男人灵活地调转方向，抄起公园的一条近路，很快就把连成长龙的车流甩在身后。但是，在他看来，自己的官场晋升之路从没有捷径可走，反而缓慢曲折。

　　1998年，从广州市委政研室调入市纪委、监察局的范松青4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作为副处级纪检监察员，他从事的还是政研工作，主要是写材料、研究论文和领导讲话，是个“笔杆子”。

　　如今，头发稀疏的范松青回忆起那时的工作状态，“经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每到年底，别人忙着年货，他却在绞尽脑汁地写材料。有人叫他打牌，他说“要加班”。他的大学同学卢晓媚回忆说：“那时没见他当多大的官，却忙得很。”每次见面，他都是满脸倦容，卢笑话他“写得鼻青脸肿”。

　　他在纪检岗位上的成果集结在130多万字的《我为反腐鼓与呼》里，大部分是他写的案件剖析、调研报告、研究论文和廉政演讲稿。而他作为新闻当事人，跟“官员财产公开”有关的报道则单独成篇。

　　但他自感，在那段为反腐工作燃烧激情的岁月里，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他经历了个人“最艰难”的一段官场生涯。

　　他两次参加广州市监察局机关竞争上岗，但都失败了。

　　他总结道，自己的性格难以让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广州市政协主席、时任广州市纪委书记苏志佳曾经评价他：“优点突出，毛病也容易看出。敬业、专注、耿直、是非分明、笔下生花；有点迂，与同事偶有争拗，有点傲、公开标榜水平最高。”

　　“迂和傲几乎意味着在仕途上很难进步。”他自称最不擅长处理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明显的例子是，因为“一点琐事”遭到上级领导指责后，他很不服气，在电话里和对方争吵，还一两年不理人家。

　　他回忆起，昔日同事曾跟他说：“老范，你写的是大材料，我写的是小材料。”如今，人家发展得比他好。

　　尽管本性难移，但体制还是塑造着他。他说：“写文章时，那些犀利的、有创新性的东西会被抹掉。久而久之，人有了惰性，也就尽量不去碰‘雷池’。”

　　一位老领导恰恰很看重范松青文章里的“火花”，但是每次都对他说“一定要替你把把关”。

　　在机关工作30多年的范松青，觉得自己身上有“矛盾”的地方。在他的自我认同里，除了官员，还有“知识分子”。他在党校工作过，后来当过记者，还短暂地在高校教新闻学。一个知识分子的“想言”和官员的“组织纪律性”会在心里打架，让他感到“很纠结”。

　　他总结自己的不足是“性格太急躁，说话爱放炮”。他会在工作场合提建议，“别人不敢说的，我来说。反正我已经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

　　有时，他也反思，人在“体制内”待久了，会有些“分裂感”。有些官员，在场面上爱讲“空话、套话”，但在私底下说的又是另外一番话。他坦承，“自己也有点”。

　　去年初，在完成自曝家产的“壮举”以后，熟悉范松青的人里，有人“还是有些意外”，也有人觉得“不奇怪”。他的一位朋友说，“老范虽然人比较直，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大胆”。也有人说，“每次聚会，他总爱说反腐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制止他。他自觉没趣，也就不说了”。

　　关于那个带有官员“自我革命”色彩的财产公开提案，范松青坦承，“如果早十年，绝对不会提的。如今快要退休了，顾忌也就少了”。至少在去年那个“风口浪尖”的时刻，他还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反复解释“压力太大了”。

　　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去年他女儿结婚，一桌酒席都没摆，“连兄弟姐妹都没请”。他私下说，“如果没那个事(公开财产)，按照人之常情，肯定会办酒席。但现在还是低调些”。就出书这事，有人表示愿意给他赞助，他也没接受，“不能给人抓住小辫子”。为了配合他“站好最后一班岗”，朋友们也自觉不提“用他的车”。

　　深谙新闻传播规律的范松青判断，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一定会引起关注，但没想到“会到这种程度，影响到全国，一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

　　他否认是要借此炒作和出名。他说，“我都快退休了，还要出名做什么？”他提到了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自称是范仲淹的后人。

　　无论是否被预料到，范松青在当地官场上也比较知名。几天前，他参加一个朋友饭局，一个不相识的人听说他是“范松青”，手里比划着“十”，兴冲冲对他说：“你是不是出书了，还自己花了十万块钱？”

　　他被外界贴上“反腐斗士”的标签。去年，他被网友票选为“广东年度影响力人物”。和他一起获奖的还有恒大地产当家人许家印和救人牺牲的郑益龙等。

　　突如其来的名声让范松青“后院起火了”。妻子经常和他吵架，总是跟身边的朋友抱怨他“尽干些蠢事”，对这次出书也很反对，“害怕得罪人”。

　　在他的书里，披露了几件广州公职人员贪腐案件，是他根据办案人员的第一手材料所写，有的还是首次对外公布。他认为，这些很有史料价值，但家人担心“指名道姓的，会招别人不满”。

　　这次，就连一直支持他的女儿，也站在反对的战线上。但范松青坚持要出这部书，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多年反腐工作的总结，或者也是一种“补偿”。他希望，“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他不顾家里纷飞的“战火”，以一己之力完成书稿的整理和校对，还亲自去盯书的排版。

　　他还要给书的封面和封底挑选照片。自从成为新闻人物以后，记者给他拍了不少照片。有一次，他特意站在办公室一幅老虎画下面，拍了一张照片。

　　这在他看来，有着显而易见的反腐寓意，“打老虎嘛”。曾经有人劝他别在办公室挂老虎画，“显得太霸气”。但如今，他觉得正合时宜。

　　还有一张照片，对他个人来说，“也有一种寓意”。他将其用在《我为反腐鼓与呼》“卷三”的封底上。

　　在这张照片里，范松青依靠在一扇玻璃窗边，双手攥着一本杂志。在玻璃的反射下，一左一右，一明一暗，出现两个“范松青”。(记者 陈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