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官员财产申报有人拿姓资姓社说事

　　1984年,百名中青年专家在一座教堂召开了莫干山会议,如今仍有不少人前去探访。

　　常修泽近照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现场(资料片)。

　　1984年,一场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起点”的会议在莫干山召开,今年9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常修泽四上莫干山,和二百名年轻人以及二十多名老友一起参加莫干山会议30年纪念会议。

　　“莫干山会议”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谈到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常修泽认为,当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仍然需要解放思想,最迫切的是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固化利益格局的影响。“当手脚烂掉的时候,尽快切除是为了防止溃烂传染,殃及大脑和心脏。”　　　　　　　　　　　　　　　　　　　　　　　　　　　　　　　　　　

　　理想的火苗不旺了

　　后生可爱而不可畏

　　齐鲁晚报:今天再谈思想解放,总感觉比三十年前少了激情。

　　常修泽:这几届论坛参加下来,我总感觉青年学者的争锋没有我们当年激烈,讲话也没有当年激情。

　　齐鲁晚报:今年的莫干山会议上,2014不也在向1984“叫板”?

　　常修泽:今年莫干山会议的代表一共234人,我认识的只有20多位,也就是说八九成都是新人。但我看到的更多是“后生可爱”,我更希望是“后生可畏”。上世纪8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现在火仍然在燃烧,但火苗不旺了,年轻人的理想不如那时强烈,历史的担当精神不如当年。

　　现在有的年轻人貌似有激情,实则是浮躁。一发言就说前面讲得不到位、没新意,可自己讲的还不如前面讲的。激情需要有理想的支撑,需要精神的锤炼。

　　齐鲁晚报:1984年莫干山会议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常修泽:首先是“时代责任精神”。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正处于到底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的历史关头。围绕这个历史抉择,莫干山的中青年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如价格改革、国企改革、对外开放等角度)担起了这个责任。现在年轻人缺少这种历史担当。

　　二是“公平竞争精神”。莫干山会议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务、不讲关系,不讲名气,“以文选人”。这次会议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推到了历史舞台上,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三是“自由争鸣精神”。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由争鸣。在1984年莫干山上,争论十分激烈。比如关于价格改革的问题,不管是主张以“放”为主的也好,以“调”为主的也好,还是“调放结合”也好,都争得面红耳赤。正是这种自由争论,才提出了比较符合国情的价格改革新思路。

　　官员财产申报

　　有人拿姓资姓社说事

　　齐鲁晚报:今天讲思想解放与上一个30年有何不同意义?

　　常修泽:1978年的一篇理论文章就能引发一场思想解放的潮流,打破“两个凡是”的神话。当时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摆脱“左”的影响,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实现工作转向。从思想领域开启这个转变,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经济领域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文化领域各种小说、诗歌、喜剧、美术作品层出不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启动了一场思想大解放,解决的是姓“资”姓“社”的问题。目的是要终止一场大争论,防止“左”的反扑。姓“资”姓“社”的问题解决之后,最大的成果就是我国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股票这种原来被看做很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开始搞起来,从沿海到内陆,中国开始全面开放。1997年,作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我们又打破了对公有制的崇拜,在所有制问题上又有了突破。

　　齐鲁晚报:姓“资”姓“社”的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常修泽:上世纪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姓“资”姓“社”争,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仍然没有解决。目前改革已经进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但是仍有人以姓“资”姓“社”的问题为借口拖延、阻碍、虚化改革。

　　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有些人拿姓“资”姓“社”说事,能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更应该搞。既然如此,为什么按兵不动?

　　今天我们仍在

　　排斥不少文明成果

　　齐鲁晚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人似乎觉得自己陷入无思想可解放的境地,我们还需不需要解放思想?应该解放什么思想?

　　常修泽:一定要纠正这种观点,今天我们依然存在思想解放的问题,不能认为80年代需要,现在不需要。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迎接这些挑战,仍然得依靠解放思想。

　　在今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我讲了“四个超越”,如何超越?最重要的还是解放思想。

　　一是改革上的超越,要从经济改革转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从“一环”到“五环”。

　　二是开放上的超越。过去开放主要讲对外开放,今天的开放应该是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点我们能做到吗?

　　三是发展的超越。过去的发展主要讲经济增长,GDP挂帅,至今积累了大量弊病,资源和环境已经不堪承受。今天的发展应该全面转向人的发展,从物本到人本。试问,这一点哪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做到?

　　四是文明的超越。对待人类其他文明,不能抱着敌对的态度,要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从排斥到包容,这个转变比想象的要艰难,我们排斥了不少不该排斥的文明成果。

　　壮士断腕

　　是为避免伤及心脏

　　齐鲁晚报:如何做到文明的包容?

　　常修泽:还是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问题,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据我了解,全世界有超过130个国家在实行这种制度。我们虽然实行了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但是在最根本的公开问题上我们没有迈出这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包容还是排斥呢?

　　官员财产公开得不到实行,一是思想不解放、不敢解放的问题,二是既得利益集团或叫做固化的利益格局阻碍的问题。

　　齐鲁晚报:当下解放思想的阻碍是什么?

　　常修泽: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破利益集团的束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的手脚很大程度上被捆住了,当务之急就是摆脱枷锁,真刀真枪地改革。为什么强调真刀真枪,就是改革到了某些地方被虚化了、被拖延了。

　　齐鲁晚报:“壮士断腕”会不会“危及生命”?

　　常修泽:当手脚烂掉的时候,必须尽快切除,切除烂手烂脚正是为了防止溃烂传染,殃及大脑和心脏,不会影响到细枝末节,不会伤及核心。

　　齐鲁晚报:利益集团和当前反腐是什么关系?

　　常修泽:腐败分子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但必须严格区分,既得利益集团不都是腐败分子。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非此即彼的思维来看待利益集团。最重要还是采取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解决。这是历史教训。（本报记者 高扩 刘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