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衙内"到中纪委逐省巡视 中国制度反腐仍在摸索

　　中纪委自1978年恢复以来，发挥的反腐作用越来越大。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称，反腐永远在路上。　　　　　　　　　　　　　　　　　　　　　　　　　　　　　　　　　　

　　“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从1980年3月“反腐第一枪”王仲案案发，直到今年9月24日中纪委网站公布四川资阳市市长邓全忠等，多个人严重违纪被查，中央反腐从未停歇。

　　正如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迈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下的反腐“新常态”同样可以从那时找到源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纪委，到今天各级纪委等反腐机构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反腐模式一直在不断升级完善中。

　　改革开放后反腐“第一枪”

　　如果说201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对外公布对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的“最强音”，那么31年前改革开放后反腐的“第一枪”，就是今天反腐局面的源头。

　　1983年1月17日，上世纪40年代入伍、曾为党和国家作出过贡献的原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因贪腐堕落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成为改革开放后惩治腐败打响的第一枪。

　　出生于天津市蓟县一家贫农家庭的王仲于1949年参军，同年入党。自1976年，王仲任广东省海丰县委副书记、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81年调任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毗邻港澳，随着对外开放的施行，同港澳的联系日益频繁，从港澳回乡探亲和申请去港澳的人也越来越多。1979年，当地一位广播员，给王家送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因此他赴港探亲报告提早获批。就是从这一台黑白电视机开始，王仲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贪腐路。

　　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这个数字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对于是否判其死刑，当时有人提出，王仲是一个老同志，历史上为党做了一些贡献，是否应考虑到这一点，适当从轻处理。为此，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多次听取案件汇报，最后中央从严抓党风、刹歪风思想的指导下，判处王仲死刑。

　　就找高干和高干子弟抓典型

　　尽管“反腐第一枪”王仲案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贪腐问题仍不断出现。

　　中纪委研究员邵景均在《新中国反腐简史》中写到，由于出现了“体制空当”，人们追求利益的空间扩大，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和各种不廉洁行为迅速多了起来。

　　整个八十年代出现了两次“腐败小高峰”：一是1985年前后，开放初期东南沿海走私猖獗，二是80年代末，“价格双轨制”导致出现了一批“倒爷”。

　　针对这些腐败高峰，中央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1986年掀起了“端正党风”行动。这次行动改变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反腐痼疾，改为“先打老虎，缓拍苍蝇”。正如邓小平所说，先把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抓个典型，打击一下，效果更好，“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

　　当年2月1日，陈小蒙(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之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等人被判死刑，并很快被依法处决。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如此呼吁。

　　重建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

　　其实，对于执政后可能出现的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料。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也成立了相关机构。

　　但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看来，建国初设立的纪律检查、监察机关独立性有限。而“文革”开始后，这些机构就中止运作了。“毛泽东时代的反腐败主要不是靠专门机关，而是靠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靠群众检举揭发来惩治腐败行为。”

　　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写进教科书的“大贪污犯”，正是在“三反”运动中揪出来的“大老虎”。

　　这种“运动式反腐”虽然在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更多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甚至可能会脱离法治轨道。对此，邓小平有充分的认识，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他始终强调加强法制，强化监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纪委并重建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检察院、法院和监察部等司法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这一时期相继恢复重建。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法规条例，逐步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党风廉政建设战略。

　　1993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

　　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我国虽然进行了很多探索，但在反腐专家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看来，与我国的改革开放方式相同，在社会转型期的反腐斗争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仍是比较被动。

　　打虎拍蝇为治本赢得时间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虽然经过了数十年的摸索，但“反腐要靠制度、要靠法治”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记者统计发现，自十八大以来的20多个月里，已经有近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前政治局常委，以及军队高层，而各级纪委通报的“四风”问题更是数以万计。因此，不少专家分析，打虎拍蝇的强力反腐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新常态”。

　　虽然“打虎拍蝇”成为新常态，但这毕竟只是治标之策。“治标不是目的，治本才是关键。”任建明表示，高层领导曾多次表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其实，中央除了在治标层面上让官员“不敢贪”，也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防腐之策。

　　例如，纪委书记提名权的“收紧”，在制度上进一步确保了纪委的独立性。而改革后的巡视组已经成为反腐利器，如今的巡视组组长由“铁帽子”变成一次一授权，并且巡视常态化，在两年中，中央已经派出4批巡视组，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被巡视过的很多省份，都有大批高级官员落马。

　　网络反腐同样成为一件利器。从2012年11月20日原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网友举报到被查处，只有3天时。

　　而今年上半年中组部为治理“裸官”下发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重新定义了“裸官”概念，并首次明确5类重点岗位“裸官”需清理。这也成为“反腐”新举措。

　　尽管当前的反腐高压态势让公众看到了中央治理腐败的决心，但在不少专家看来，经过多年探索，中国特色的反腐之路仍未完全成型。“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反腐败法，我们主要是以党规的方式来体现的。”受访专家坦承，反腐治本最终要靠制度和法治。

　　即将于十月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首次聚焦“依法治国”，依法反腐或将整装待发。（本报记者 寇润涛 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