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破坏：一把手腐败成致命打击

　　“塌方式腐败”重创基层政治生态

　　编者按：最近，“政治生态”成为一个热词。一般来说，政治生态，指的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作风，其要求是风清气正。今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频频提出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这在当下反腐语境中无疑具有特殊意义：人们对反腐的期待不仅仅是抓几个人、解决几起腐败大案那么简单，而是要着眼整体、利在长远，要立足于“净化生态”的宏大视野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最终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政治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一些腐败窝案集中发生地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安徽萧县和泗县等地，均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这些地方政治生态中正常的规则、风气、导向均遭到腐败分子与腐败现象的严重破坏，乱象丛生，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在这些地方进行“灾后重建”、净化政治生态的路径选择同样具有标本意义。本刊特组织多路记者，对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治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度调查。

　　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严重破坏

　　最近，吕梁腐败窝案震动山西。正在接受调查的山西原省级领导聂春玉、杜善学、白云曾先后在吕梁任市委书记、副书记，而吕梁市级领导也有多人被调查。同时，多位吕梁本土富豪被带走调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是吕梁腐败窝案的典型特征。

　　今年初，湖南衡阳发生破坏选举案，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衡阳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案件中严重失职、渎职、违纪，人数近500人……

　　近期，广东省委通报了茂名腐败案，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在安徽萧县，因2012年原县委书记落马，“牵连”100多名干部被免职，暴露出该地政治生态被“关系经济学”严重侵蚀：以原县委书记为核心，以礼金为维系关系的纽带，人数多、涉及面广，上至县委常委，下至普通干部。萧县被免职的干部包括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等县领导班子成员，县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一把手。

　　在安徽泗县，因涉及原县委书记晏金星贪腐案，当地先后有40多名干部被免职，其中大部分是乡镇一把手和县直单位一把手。

　　在上述几个地方，腐败官员“一挖一大片，一提一大串”，显然已不是个别人、个别部门的问题，而是当地政治生态整体上由表及里都出了问题：表面是一把手“领衔”买官卖官，深层次是官商同盟圈、官场利益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基层政治生态圈，权钱交易、“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代替了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基层政治生态被污染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一把手“失控”给基层政治生态致命一击

　　“地方腐败窝案的根子往往在一把手的权力失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其“率先垂范”作用更加恶劣。

　　在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但周镇宏却顺利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在安徽泗县，晏金星被一些干部私下称为“帽子书记”。自2002年2月至2012年9月，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10年间，晏金星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钱物批发“官帽”。

　　晏金星“卖官”所传导的错误用人导向和价值观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化。“当官就是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循序渐进。”泗县一位退休干部这样形容晏金星在任时的官场风气。

　　官商同盟圈、官场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

　　在一些腐败窝案发生地，领导干部与商人的正常来往、干部之间的正常交往已经被金钱和利益完全取代，形成了畸形的官商勾兑同盟圈和官场利益同盟圈。这些圈子的形成，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使清廉之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在一些煤炭等资源富集地区，由于老板多，其政治生态更加错综复杂。前几年煤炭行情好的时候，煤老板一夜暴富，挥金如土，让一些领导和普通干部“羡慕不已”，最后这种畸形的经济生态渗透到党政机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在煤炭大市吕梁，多年来官商勾结在民间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没有企业幕后的赞助，“进步”无从谈起；企业没有官员幕后的支持，寸步难行。吕梁当地干部、群众至今还谈论2009年吕梁“公推县长人选”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副县级干部花了数百万元后仍落选，有的落选者大病了一场；有的借了企业的钱无法偿还，后悔得肠子也青了。这次推选也显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经济实力强的市县“推出”的人选较多，经济实力差的贫困县石楼县、方山县没有人选被“推出”。

　　与官商同盟圈共存的还有官场同盟圈：在失控的权力周围，形成了越织越密的关系网，并且催生了“卖官掮客”。记者在广东茂名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农村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市。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有实力的“圈子”。此外，茂名当时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在这些圈子里，不仅官员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还通过一些“地下组织部长”、“卖官掮客”的奔走不断吸收新成员加入，使腐败圈子如“滚雪球”般增大。

　　“逆淘汰”的腐败规则使一些基层政治生态退化、恶化

　　政治生态的外在表现就是风气：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最近，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分析一些地方出现腐败窝案、串案的原因时认为，一个地方风气不正，其实是政治生态不好的外在表现；如果放任不良风气持续存在，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现象蔓延。

　　广东茂名的腐败窝案就是一个明证。在腐败案发前的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其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感喟。茂名市辖内信宜市有个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最终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它搞乱干部价值取向，侵蚀干部队伍肌体，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往往造成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退化。在湖南衡阳各级贿选最为严重的时期，市人大机关不少干部甚至把每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当成是捞钱的“收割期”、把收取选举贿赂当成是5年发放一次的“福利”；在广东茂名，当地资源丰富却一直发展迟滞，原因之一就在于领导干部频频插手经济项目，与商人进行权钱交易，造成诸多烂尾工程；在山西吕梁，围绕煤炭经济利益的黑金政治大行其道，社会风气随之败坏，普通百姓不但无法从中受益，反而要承受矿难、环境污染、借贷危机、贫富悬殊的诸多恶果。教训不可谓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