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筹备期四大问题待解 涉行长人选及投票权等

　　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已经截止。截至4月1日24时，想要成为亚投行一员的国家已经超过50个。在最后时刻，包括葡萄牙、冰岛、以色列、匈牙利、吉尔吉斯斯坦、挪威、瑞典等国正在走申请程序。

　　吸纳成员初战告捷后，亚投行的筹备工作进入问题解决期。

　　据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透露，目前已确立了以各国财政部参与的谈判代表会议为章程谈判主渠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秘书处)为技术支撑机构的工作机制。中方作为亚投行发起方和东道国担任谈判代表会议的常设主席，承办会议的成员国担任当次会议的联合主席。秘书处从专业角度为章程谈判提供技术支持，金立群为秘书长。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告诉北青报记者，下面要通过召开成员国会议，具体讨论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包括高层领导人选、投票权以及股权分配等问题。

　　待解决问题一：首任行长是谁？

　　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汤敏向媒体透露，亚投行首任行长理论上应该是中国人。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中国人作为第一任行长将起到积极作用，但目前亚投行下一步机制还在商讨之中。

　　由于中金公司前董事长金立群、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分别担任亚投行中方筹备组正、副组长，因此被外界认为将成为亚投行的高管。金立群还是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不过，张建平告诉北青报记者，现在还无法确定，首任行长人选也需要创始成员进行谈判和商议。“既然邀请了这么多创始国，那么，所有重大的决策、章程的制定，规则的形成和机构的设立都要与其他成员商议。”张建平说。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包括副行长在内的亚投行的领导层应该是由不同国家，甚至是区域内和区域外国家担任。一些国家正在积极寻求在亚投行获得领导职位。例如，印尼财政部长班邦近日表示，“我们正努力争取在亚投行获得一个领导职位，因为我们很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最大客户。在决定谁将是亚投行的东道主、管理职位安排、股东和投资项目等方面，我一直对中国进行游说。”

　　待解决问题二：股权怎样分配？

　　随着更多域外国家加入亚投行，人们更加关心“创始国的股份如何分配”这一问题。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新加入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越多，中国占股比例将越低，但仍应是最大股东。

　　新华社报道称，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

　　非亚洲国家占股之所以比较低，金立群对此解释称：“当我们邀请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主要不是希望他们多出钱，而是希望欧洲国家的加入能够在公司治理、技术支持等方面贡献经验和智慧，促进这个机构的发展。”

　　金立群表示，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在初创阶段中国的出资额可最高达50%，这是根据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体量确定的。

　　2014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提出，各意向创始成员将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中国无疑是最大股东。如果有新加入的意向创始国，中国占股还将稀释降低，但仍是大股东。不过，在有域外国家加入的情况下，分配方法会否发生变化还不可知。

　　待解决问题三：投票权咋平衡？

　　根据世界银行的运作模式，大股东美国对世行拥有一票否决权。根据《布雷顿森林协议法案》，世行章程的修改还需要美国国会的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情况也是如此。

　　金立群对此强调：“‘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担当。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今后，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将会单方面稀释自己的股份。”

　　对于中国是否拥有一票否决权，史耀斌则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

　　张建平告诉北青报记者，投票权完全取决于谈判过程中的沟通结果，中国也会去努力去争取权利。

　　对于世界银行等既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张建平表示，因为这些机构的存在，中国牵头建立的亚投行可以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些机构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也要引以为戒。

　　待解决问题四：文化不同咋办？

　　可以说，亚投行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牵头建立的国际性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媒体用“国际金融秩序的转换”来评价亚投行的建立意义。

　　亚投行不仅吸引了众多亚洲国家的参与，还迎来了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的成员。在外交部公共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看来，亚投行未来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如此多的、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一起共事，到底要如何相互沟通与协调，如何避免决策效率低下。陈明明表示，目前，对于中国牵头建立的亚投行各方比较认可，接下来的挑战是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磨合。

　　分析显示，亚投行通过实践国际透明化标准，消除了不少业内人士和国家的顾虑。据报道，韩国在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声明中表示，亚投行将是韩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国际性金融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韩国经济体量相称的更大作用。

　　对于是否越多国家越会带来文化的冲突和沟通的低效，张建平表示，如果想成为被国际社会接受的金融机构，那么必然要努力吸引更多的国家，要建立标准的机构的运作模式和章程，应该把这些看成是中国进步的动力。发展中国家首次尝试引领建立一个国际性金融机构，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文/本报记者 岳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