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侨胞踊跃捐款 总额占当时中国军费1/3

　　从巨商富人的巨额捐资到小贩杂役的倾力捐助，再到学生孩童的几角小钞

　　抗战期间侨胞捐款占当时军费1/3

　　“九一八，老百姓遭了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曙光。”6月6日，在缅甸仰光的两位八旬老人赵振恒、马振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穿过唐人街来到缅甸广东工商总会。已经在该国多年的他们，用流利的粤语讲起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唱起了逃难和募捐时唱过的“流亡三部曲”。正是如此深刻的家仇国恨，令当年只是年幼学生的他们，便开始了为中国抗战捐款捐物。

　　这是千万海外华人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缩影。

　　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抗战期间的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1/3。另外，加上其他途径的捐款捐物，华侨贡献共约国币50亿元。这不仅仅是钱是物，更是灼热的赤子心、赤子情。周恩来就曾为秘鲁华侨的捐款事迹题词：“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多个侨团变卖会馆捐款

　　在上世纪上半叶，华侨们在异邦为生活而打拼时，感情仍牢牢地扎根在故乡大地。在祖国有危难的时候，他们的千丝情便化为了万钧雷。从1931年起，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马来西亚“马华巡回剧团”深入城乡演出劝捐，他们高唱：“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涛……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誓把中国保……”

　　据美国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仅20多天的时间，当地华侨已电汇100万美元给十九路军。

　　而在全球，有多个侨团会馆变卖了会馆房屋，用于捐款或购买抗战公债。华侨人数较少的新西兰筹款32万英镑，属华侨当中人均最高的地区。侨胞人数分别仅为35人和40人的玻利维亚和海地，也分别捐款3560美元和3840美元。

　　侨领和华人企业家是各侨团华社的中坚骨干，在捐献和认购爱国公债方面是义不容辞的带头人。东南亚华侨商人胡文虎在1941年前就已捐500万元国币以上，是侨领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另外，泰国陈守明，新加坡陈六使和陈文确兄弟，马来西亚陈棉生、陈永，印尼侨领丘元荣等捐款数额也很大。

　　菲律宾的著名侨领李清泉，抱病领导华侨国难后援会，为十九路军汇来巨款慰问，还捐购15架飞机。后来，他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临终遗嘱再捐出10万美元。他的好友及侨团闻讯后，为继承他的遗志又筹资40万美元。

　　抗战不停止月捐就不断

　　华侨们认识到，抗日战争必然是十分艰苦的持久战，只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捐款，才能达到打败侵略者、光复国土的目的。于是，各地侨团不约而同地开展月捐活动，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当中说：“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

　　月捐是由大家按自己能力认捐，逐月交纳，一般来说是按月薪10%的额度，基本是“个个要捐”。古巴、巴拿马的侨团都规定18岁以上华人就要加入月捐，而企业主、商贩可以货代币。

　　南侨总会统计，华侨抗日捐款80%以上来自于月捐。正如《华侨先锋》杂志中所说：“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泳衣馆、农场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捐集而来。”

　　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车夫通过决议：每日每车捐资，每月每人再捐。当时的《星岛日报》(香港)报道称：“人力车夫是华侨社会的无产者，所得尚不足赡养家室。然而从祖国神圣抗战以来，爱国之殷，绝不后人，捐款购债，颇为努力。”

　　除了月捐，华侨们还有其他各种募捐方式。新加坡侨校学生联合会为筹款制定“节约信条”，包括节约日常牛奶、饼干和饭菜费用，连袜子也要省去。还有“南侨总会”发起卖花捐，那时大街小巷都响起卖花声：“买了花，救国家！”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

　　不顾个人温饱为国捐钱

　　华人华侨固然有巨商富人，但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低层的劳苦阶层。在东南亚，他们多是小贩杂役；在欧美，他们多是厨师、洗衣工；在南美，他们多是农场苦力。这些华侨们在自己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为中国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

　　澳大利亚一位古稀老华侨，将准备养老的积蓄全部捐出。他说：“贡献祖国，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缅甸仰光的女侨胞叶秋莲，将其所有首饰及两处家产的拍卖所得全部捐出，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

　　印尼华侨马细旦是伤残人士，只能以手代步，艰难度日。当他知悉国内同胞惨遭日军蹂躏的消息时，热血涌上心头，每日爬至市区中心，“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侨胞见者无不献金，而其所乞得的金钱全都交给了华侨慈善会。

　　印尼粤籍华侨刘长英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国，参加抗日空军。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后，他又将抚恤金全部捐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捐物小到衣被大到飞机

　　除了钱之外，侨胞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从飞机、坦克、货车到被服、药品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

　　侨胞们还专门发起支援八路军的“援八行动”。法国里昂200多位以小商贩为主的侨胞，节衣缩食筹得1.3万法郎，为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军队购买防毒面具。

　　南洋惠侨救乡会多次通过宋庆龄给曾生率领的惠、东、宝等地的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送去大量物资。旅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地的侨胞220多人，组成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乘坐小划船冲破日军巡逻艇的封锁，把一批批药品和被服等物资运到海南岛。

　　昂贵的飞机也是侨胞们捐赠的重点。据任贵祥、刘维开等专家分析，从1937年到1942年，全球华侨捐赠的飞机就有217架。另外，他们捐献的坦克也足以武装1个坦克团，直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

　　1942年，美国俄勒冈州华侨救国统一会筹款后，加上争取到美国支持，买了3架战斗机，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供中国用来训练航空生。

　　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献机情形更为热烈，除了一般侨团商会献机外，还有华侨庄东里个人独捐飞机一架，侨校中小学生也集资捐“学生号”飞机一架，华侨妇女捐“妇女号”飞机一架，连马尼拉屠宰业的华侨和小杂货店店员亦集资各献机一架，合计下来，菲律宾华侨共捐飞机50架。

　　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华侨募款购买军用运输机8架，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献给祖国。斐济群岛仅有华侨2000人，也为祖国献机3架。

　　车辆，也是祖国抗战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在抗战前3年，华侨捐赠的汽车、卡车、救护车达1000多辆。1939年春，滇缅公路这条险峻的高原运输线重新开放，马来西亚华侨筹赈会和缅甸侨胞分别赠购卡车100辆和150辆。另外，美洲侨胞捐献救护车200辆，南侨总会捐献卡车200辆及其他物资。

　　“我妈妈白天要维持生计，照顾孩子，晚上就借着弱光，为中国抗日将士缝制棉衣，再交到侨团运回祖国。这是妈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缅甸老华侨马振宏告诉我们，他永生都难忘这个记忆中的片段。

　　南方日报记者 林亚茗 曹斯

　　洪奕宜 林旭娜 黄学佳

　　(文中部分资料来自任贵祥、黄慰慈、许肖生、张运华的有关研究书籍。资料整理：实习生申婉婷、马敏之、叶敏韬，缅甸冯英球先生亦为本文提供帮助)

　　部分地区或机构华侨捐款统计

　　美国13亿元国币

　　南侨总会4亿多元国币

　　古巴6880万元国币

　　非洲3500万元国币

　　数据源自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一书。

　　故事

　　华侨郑潮炯“卖子救国”

　　1964年在周恩来关心下父子终重逢

　　当年在为中国抗战捐款的众多海外乡亲中，成千上万收入微薄的劳工大众几乎是倾尽全力，来为中国阻止日本侵略。在江门华侨博物馆，相关人员就突出介绍了新加坡华侨小贩——郑潮炯“卖子救国”的动人故事。

　　6月5日，南方日报记者在新加坡拜访了郑潮炯的妻子钟彩合。谈起当年丈夫“卖子救国”的事情，现年108岁的老人家说：“那都是没办法的，谁舍得卖自己的孩子”。而陪在钟彩合身边80多岁的儿子郑社心，跟我们讲起了他父亲的故事……

　　“没有国，哪有家？救国要紧呀”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地区的华侨中掀起了筹款救国的高潮。当小贩的郑潮炯也奔走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一带义卖瓜子筹款。从1937年到1942年，他共筹集义款18万元(当地货币，下同)。在吃一顿饭只要0.3元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额资金。他却毫不犹豫把钱捐给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妻子钟彩合则背着年幼的孩子，毫无怨言地卖水果养家。

　　1940年，日本入侵郑潮炯的家乡——新会大泽许坑村，30多位乡亲包括他从南洋回乡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国恨家仇激发了郑潮炯夫妇支持抗日救国的决心。这时，已经怀上第五个孩子的钟彩合，听到丈夫说：“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卖掉了，乳银80元捐给了筹赈会。将来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人家的孩子……”她当时没有当真。

　　当儿子生下3个月后，丈夫真的拿出一纸卖儿的契约。她才明白过来，丈夫为了救国，真的连亲生儿子都卖了。

　　钟彩合告诉记者：“我当时难以接受，可丈夫不断对我说：‘没有国，哪有家？救国要紧呀！自己养孩子和别人养孩子都一样，都是中国人。’”最后，他们夫妻才达成一致，把这个取名为社义的孩子交了出去。那笔钱甚至都没有经过他们的手，直接捐到了筹赈会。

　　“他尽了最大能力帮国家”

　　之后，“卖子救国”的义举传遍南洋，激励更多的华人华侨们参与支援中国的行动。后来，钟彩合总是解释说：“我们是送子救国。”

　　抗战结束后，郑潮炯再次背起背包义卖瓜子，筹款2万元，一部分寄给中国的孤儿院及伤兵院，其余则拨作当地华侨福利基金。

　　一年年过去了，他们夫妇对儿子社义的思念并没有断，但孩子和其养父母已不知去向。1964年，郑潮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几个月后，中国及广东省侨联在肇庆找到了社义。

　　郑潮炯夫妇回国与儿子重逢，激动得泪流满面。社义说，他养父在战乱中被日军打死，养母带着他回到中国。他长大后当过解放军战士，退伍后在农机厂当工人。

　　1984年2月，80多岁的郑潮炯离开人世，临终前对社义仍然念念不忘。钟彩合不忘丈夫的嘱托，先后7次回国探望社义。近日，记者也在江门也采访了社义的儿子郑为国。他说，爸爸最后理解了爷爷当年的选择，“在那个环境下，作为一个平凡的市民，他尽了最大能力帮助国家”。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黄学佳

　　实习生 庄楚锐 王华玲

　　申婉婷

　　(五邑大学刘进教授提供部分资料)

　　纽约洗衣工发起“救济箱”活动支援抗战

　　不到两个月

　　募捐了4辆救护车

　　“熨斗重达8磅，洗衣工每天拿着它工作18个小时。听我父亲说，一周艰辛劳作，最后也只有4美元收入。”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元老陈金坚的女儿陈美嫦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洗衣业，曾是美国华人早期主要的营生之一。抗战时期，洗衣工们在异国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从直接捐款到组织成立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下简称为衣联会)，并推动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一名名洗衣工，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抗日救国大潮。

　　募款箱遍布几千家洗衣店

　　抗战时期，纽约衣馆业人口约占当地华侨华人人口的1/3，衣联会由此也成为纽约最大的侨团，会员有4000多人。1937年，衣联会甫一成立便募捐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南方日报记者翻阅1937年《衣联会报》，其中就有一则报道《本会抗日大会决定救国方案 同业救亡心切，争先恐后，捐助抗战军资》，讲述了捐款发动大会当场募得1565美元的情况……

　　随着战事扩大，衣联会还发起了独具特色的“救济箱”活动，即在遍布全纽约的几千家洗衣店设立募款箱，上面用英文写着“救助中国难民”，后来该活动发展到每个华侨餐馆和商店，动员顾客为中国抗战捐款。

　　“救济箱活动开始不到两个月，就募款购买了4辆救护车和一大批医药、棉衣。”陈美嫦说，1938年2月，4辆救护车被分别送往重庆和延安。

　　印发宣传单号召美国援华

　　“七七事变”后，衣联会立即印制了10万份英文版《告美国人民书》，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敦促美国政府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持中国抗战。后来，又印发了10万份号召美国人民抵制日货的传单。

　　“他们把传单放在每一件洗干净的衣服口袋中，或亲手交给来洗衣店的顾客。这些抗日宣传进入到千家万户，在美国民间影响很大。”陈美嫦说。

　　衣联会还组织了“抗日救国青年团”，聘请美国有名的飞行家劳特上校为教授，开办低廉学费的航空学习班。几十名华侨青年学成后，回到祖国投身抗日空军。

　　“我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洗衣工，但他生活在一个大战乱、大动荡的时代里，波涛汹涌的历史巨浪，把他也磨砺成一块岩石。”陈美嫦认为，他的父亲就是那一代爱国侨胞的缩影。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林旭娜

　　实习生 章娟 刘蓓

　　总策划：莫高义 张东明 王更辉 总指挥：王垂林 郎国华

　　总执行：林亚茗 梅志清 练学华 刘江涛 徐林

　　支持：中国(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参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