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个税法草案提交审议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财政部长楼继伟坦陈：财税改革比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慢了

　　个税法草案今年提交人大审议

　　带着三份厚厚的资料，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今天上午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相关问题，在梅地亚中心出席新闻发布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楼继伟表示，今年要全面完成“营改增”，保证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行业不增负。同时，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草案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根据条件分步执行。

　　房地产税

　　还在立法阶段

　　经济日报记者：有学者提出，财税改革推进速度低于预期，您如何看待？下一步如何提高财税改革的落地率？

　　楼继伟：说来惭愧，虽说我们非常努力，但财税改革确实比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进度慢了一些。

　　总体来说，几方面重要改革是达到进度的，比如预算改革，无论是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标准化要求，还是对于地方债务的规范管理，我们都做了。但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旧的思想观念、利益藩篱，干扰了改革进程，改革需要在顶层设计下啃“硬骨头”。同时，要增强各方面的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

　　如果说哪一方面没有达到预期，“营改增”没有按照预期计划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已经给我们下了“军令”，今年5月1日要完成“营改增”。

　　还有就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原则上应当在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再做。目前，地方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营改增”今年才完成，房地产税还在配合有关部门的立法阶段，个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其他一些列入地方税的改革正在进展中。

　　所以，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是有前提条件的。财政部做一些顶层设计，也需要各方面共同推进。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作，是协同配合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营改增”后

　　保证行业不增负

　　中央电视台记者：“营改增”没有顺利推出，最大的阻力在哪里？对于有些行业出现的“营改增”后税负“不减反增”的情况，如何解决？“营改增”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怎么解决？

　　楼继伟：去年“营改增”没有完成，既因为情况太复杂，也因为财政收入情况不太理想。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这一揽子要纳入“营改增”，最大的难点是纳税人太多。以生活服务业为例，就有960万户，比过去多出80%。

　　至于“营改增”后的税收负担，让所有企业都不增负，这我不敢打保票，但可以做到行业不增负。因为，以后不动产可以纳入抵扣，无论是企业租来的不动产，还是企业新投资的不动产，都可以抵扣。投资量大的企业，也许一两年内都不用缴税了。

　　实施“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都会减少，而不仅仅是地方减少，但地方减少的多，因为营业税是地方税种，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分配的税种。

　　总的考虑是在维持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安排过渡性的中央地方收入分配办法，来解决地方收入减少的问题。

　　综合分类所得税制

　　改革方案

　　已上报国务院

　　大河报记者：个税改革方案的推出有没有具体的出台时间表？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征收方式，会不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楼继伟：大家通常所说的“起征点”，严格讲，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要不要提高起征点？简单提高起征点，这是不公平的。比如，5000元工资，一个人可以过得不错，可另一个人要抚养孩子、赡养老人，5000元就不够了。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扣除标准，并不是一个方向。

　　去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设计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综合分类所得税制改革方案，已上报了国务院。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想做综合所得税，却没有做到，为什么？因为它太复杂了，需要把个人的11项收入综合在一起，然后做分类扣除。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的再教育扣除，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的扣除，抚养孩子的教育扣除。还有现在全面放开“二孩”，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标准，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税法不能说大城市就多点，小城市就少点，而要有一个统一标准。另外，综合所得税改革，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税收征管法。

　　我们的设想是，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草案，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根据条件分步执行，先做一些简单的部分，然后根据税收系统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完善。

　　不太担心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

　　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财政部如何看待对国有银行经营状况持续落后的担心？

　　楼继伟：您上来就问了一个“火药味”很足的尖锐问题。确实，现在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温和上升，未来随着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良贷款率可能还会上升。

　　其实，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都暴露出结构性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也都发现了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当时，就连把私有制奉为天条的美国，也都采取了超常措施，把系统性的重要金融机构国有化了。

　　当然，中国的情况同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并不相同，我们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大家都在担心这个问题。担心与否，与是不是银行大股东关系并不大，因为重要银行的问题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相反，作为国有大银行的股东，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担心。首先，几家国有大银行都上市了，财政部只是大股东，不是100%的股东。上市银行都面对着公开市场和全部股东的要求，市场其他投资人所担心的，我们一样担心。我们对它们的适当帮助，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国有银行或者国家是其大股东就特别对待。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中，涉及银行的自然多一些。

　　赤字率提高0.6%

　　增加的钱花到哪儿去

　　新华社记者：积极财政政策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当前的财政支出中如何保障重点支出？

　　楼继伟：今年的赤字率设在3%，比去年的实际赤字率提高了0.6%。适当提高赤字率，是符合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从而支撑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当然，0.6%的赤字率增加，只是支撑防止经济大幅下滑，不可能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否则就没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了。

　　增加0.6%的赤字率，要做什么？首先就要保障重点支出，优化支出结构，按照可持续、保基本的原则，安排好民生支出，严格控制如“三公经费”的增长，让更多的支出用来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民生支出。在这个过程中，要对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或者与政策性挂钩的支出，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上及时压减，相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均衡性转移支付，是让地方自主安排可支配的财力，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

　　同时，按照脱贫目标，增加了扶贫支出。今年还安排了5000亿元的基建支出，要把那些小散项目给压减掉，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较强的重大基建项目。

　　另外，还安排1000亿元用于结构调整，主要是大力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今年预算安排了500亿元，明年准备再安排500亿元。500亿元主要是和“去产能”的规模挂钩，考虑到需要安置的职工人数、当地财政困难程度等，实行梯度性奖补。当然，根据工作情况进展，这些数字都是可以调整的。这其中，中央企业也要“去产能”，也可能有人员安置。

　　另一方面，实行“营改增”过程中实际是降税的。在目前已经准备的方案中，17%的标准税率并不提高，但由于所有不动产都可以纳入抵扣，比如道路、道路两边的交通工程、厂房，实际税基就缩小了。还有是压缩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有的是取消了，有的是把征收率降到0，还有扩大了其他优惠政策的范围，整体上要给个人和企业减负5000亿元。这些都造成了“收不抵支”，需要通过赤字弥补。本报记者 赵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