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甸部分受灾群众患重度心理障碍 需心理医生援助

　　“我的儿啊，我不想活了，我和你一起走！”8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反恐支队政委王志锋带领民警马培海、马俊正沿着地震灾区鲁甸县城的嘟鲁河进行街面巡逻时，一名女子突然从对面的巷道冲出来，边跑边喊纵身跳进河中。所幸在民警的努力下，这名轻生妇女被救了上来。

　　民警了解得知，杨女士因难以承受在地震中女儿遇难、家中房屋被毁等多重打击，产生轻生念头，心一横就想跳河寻死。昭通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赵琼在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医院对轻生女子进行心理疏导，经过耐心细致的心理慰藉，杨女士心情渐渐平复，答应配合医生治疗，坚强地活下去。

　　云南鲁甸“8·03”地震对许多灾区群众而言，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震颤，地震不仅夺走了他们的亲人，摧毁了他们的现实家园，也让他们的心灵家园不同程度地遭受损伤。灾后重建除了为群众建设新的安居住所，如何给灾区群众重建一个美好的心灵家园同样值得关注。

　　灾后心理反应

　　“小朋友，你怎么啦？”当小娇(化名)被哥哥带到武警云南总队帐篷医疗点的时候，长期从事心理辅导工作的武警云南总队医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晓斌就察觉到眼前这个小女孩不对劲，便热情地向她打招呼。

　　孩子并不理他，眼神有些呆滞，过了一阵才怯怯地看了周晓斌一眼。周晓斌赶紧给小女孩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并坐到她的身边，用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轻声说：“不怕，哪里不舒服告诉叔叔。”经过周晓斌的耐心疏导，小女孩逐渐地放松下来，与医务人员有了简短的对话。

　　“小娇明显表现出了一种对外界的回避、隔绝心理，这是灾后应激反应比较严重的一种现象。”周晓斌说。

　　周晓斌介绍，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和实践经验，震后心理反应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震后一个月为应激期，主要特点是因安全感和控制感的丧失，表现出认知、情绪及行为方面的应激反应，如回避、思维混乱、惊恐、无助等；震后一至六个月为中期，常出现的问题包括适应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第三个阶段为长期，其时间跨度大，既表现为一两年之内的各种行为问题，也包括更长时间内的深层心理问题，如唐山地震的一些幸存者至今仍存在着心理障碍。

　　“医院灾区小分队通过对龙头山镇受灾群众安置点100名群众进行创伤后应急障碍自评量表(PCL-C)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轻度心理障碍占32%，中度心理障碍占47%，重度心理障碍占21%。”武警云南总队医院士官护士陈丹婷接受采访时说。

　　据介绍，武警云南总队医院针对安置点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儿童、老年人、无人照料人群，组建了一支女子心理服务队，深入灾区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服务队由经过专业培训的5名“妈妈”女警组成，她们微笑着与孩子们互动，以母性关怀缓解着灾区孩子的心理焦虑和压力。

　　急需专业人士

　　武警云南省总队医院心理医生周晓斌和他的4名同事是震后首个进入震中进行受灾群众心理干预的医疗救援队。在安置点的帐篷内，他们一边为群众看病，一边开展灾区群众心理状况评估和心理辅导工作。

　　据了解，鲁甸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中国国家卫计委、云南、四川、重庆等地的多支医疗救援队火速赶赴灾区，其中就包括云南省健康教育所、昆明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等心理研究机构。心理专家们在灾区对民众心理状态展开评估，并对明显心理创伤人员进行哀伤干预。

　　“这次鲁甸地震体现了国家心理援助体系的完善和快速反应能力。”昆明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心理干预专家黄芹说，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向鲁甸灾区派了10位专业心理医生，他们非常有经验，很多人参与过汶川地震及今年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的心理治疗。

　　“鲁甸灾区受灾面广、安置点多，需要大量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心理专家来一起帮助灾区群众，但我不建议非专业人士进行心理援助。”黄芹说，这项工作有一整套心理治疗技术，不是有爱心就可以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反复把当事人的心理伤口撕开，没有进一步的治疗，那对灾区群众心理重建只能是有害无益。

　　“在心理救援上，灾区群众现在最需要的，其实就是简单的陪伴和关爱。”周晓斌说，但如果出现严重的创伤应激障碍，则需要进行一对一访谈，必要时还要给他们一些身体接触，如握手、拥抱等，要让他们有安全感。

　　“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灾区群众存在的心理问题心中有底，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专业的心理专家的介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高效地开展灾区群众心理援助工作。”周晓斌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科学联动机制

　　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都是灾难救援行动中的关键一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灾难发生一年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心理援助不能盲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灾区群众、心理援助专家和政府部门形成一种科学有效的联动机制，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昆明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现场干预部主任唐岩说，我们要鼓励并引导灾区群众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自我调整，心理专家则要实施系统、科学的心理教育与心理干预，政府层面要提供统筹、协调的心理支持和相对完善的系统管理。

　　“心理援助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组织管理经验不足、心理援助队伍专业水平较低等问题往往影响灾后心理援助的有效开展。”唐岩说，希望政府层面能及时对来援心理专家进行统筹安排，将他们科学合理地分配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震后初期，各种非专业的心理援助人员和团体的介入，不但不能有效缓解受灾群众的心理问题，甚至还会造成严重的心理污染，对后期的心理援助造成不良影响。”唐岩建议，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统筹心理援助方面的专业力量，不断健全和完善灾后心理援助体系，防止援助人员来源纷杂、步调不一等现象发生。

　　“震后的心理援助工作不是短暂的、阶段性的，而应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唐岩说，只有建立完善受灾群众、心理专家和政府部门的科学有效联动机制、灾后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才能确保灾后心理援助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重建受灾群众的美好精神家园，让他们走出阴影，重新步入正常的生活。(记者 徐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