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腐败窝案警示录：官位有价如商圈 催生激烈矛盾

　　鬻官之祸危于疽患

　　——广东茂名腐败窝案警示录

　　吏治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曾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在经历了反腐洗礼后，逐渐走向新生

　　近期，在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刑事处理、锒铛入狱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

　　这一结果，再次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反腐“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

　　“逆淘汰”：基层党政组织瘫痪

　　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处理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万美元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8年。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后来得到提拔的干部感慨：谭某还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最终对这个“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了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在主要领导“引领”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无论刻意逢迎还是被动裹胁，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属罕见——

　　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不腐，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这场“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系列窝案，初始的引爆点是杨光亮违法行为的败露。“杨光亮案揭开了茂名系列腐败案的导火线。”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一些积累多年的历史深层次矛盾，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陆续爆发。之后，被牵出的罗荫国，交待了近百个官员的问题，从此揭开了一批党政官员集体贪腐的黑幕。

　　沽之哉：官位有价如商圈

　　当过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的吴先生说，那时，在茂名买官卖官比做生意还简单、稳定。有人花钱买官后，必欲回本赢利，就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形成腐败产业链。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一些干部证实，常被人劝告，想提拔一定要“拜一拜、走一走”，而且也确知周围有人因送钱而上位。

　　吴先生说：“我在单位做副科长时就有同事为了买官找我借钱。也有领导问过我，有没有100万，送了钱马上提拔当科长，不给钱提拔你都浪费。”

　　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说，贪腐官员往往认为，收下属的钱最安全，因为如果告发，行贿者也脱不了干系，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同犯共谋关系。

　　2014年2月，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贿赂的人民币2464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2013年7月，罗荫国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据悉，1993年至2011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64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2012年7月，倪俊雄因受贿罪获刑15年，没收财产300万元和违法所得338万元。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他的特点是大小通吃，来者不拒，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曾有一公安局刑警支队长谋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先后送给倪50万元港元和30万元人民币，后来30万元人民币被退回，另一位下属县的公安局局长得到任用，原因很简单，竞价更高。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逐流”令人感喟。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工作卓有成效，几乎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也正因此受到处理。

　　吏治腐败造成大面积职场“溃疡”。在茂名监狱窝案中，“权力产业化”达到极致。犯人的嘉奖、减刑、假释、换岗等都可用钱购买。犯人赌博“六合彩”，管教干警收“票子”；犯人吸毒贩毒，竟然有人传帮带；犯人想要报复他人，亦可拿到艾滋病毒血液；一些犯人甚至能藏匿管制刀具。

　　一旦官位成为“商品”，官场必然演化成利益盘根错节的“小圈子”。记者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大队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实力雄厚的“圈子”。此外，茂名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

　　腐败最终形成一条地下产业链，甚至产生了“卖官掮客”——商人柯国庆和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是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柯国庆与杨光亮、罗荫国等当地高层交好，在当地能量很大，被民间称为“地下组织部长”。而李运容则是“茂名贵妇交际圈”中的“明星”。据知情人透露，李运容中专毕业，能从县医院的股长逐步提拔到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重要岗位，主要是会找“靠山”。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李运容经常和邹继芳打牌、喝茶，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21.5万元、港币15万元、美元2万元。进入“圈子”后，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收取“活动经费”。稍有闲暇，李运容会约请一些有求于她的人到酒店或家里打麻将。一次，茂南区某镇委书记想调到市里工作，通过李运容，先后给邹继芳送去20万元，最后如愿以偿。

　　财神到：红包扭曲的“人情社会”

　　“利是”又称“利事”，有大吉大利、好运连连之意。广东一直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地方风俗，派发的“利是”红包大都是10元、20元，多者不超过50元。

　　但在茂名，近10年中，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从三五千元发展到上万元，从“请托办事”到“期权交易”，红包“利是”发生了质变。

　　金钱往来构建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利益交换和人身依附。“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的红包200多万元。

　　一旦风气败坏，正常的思维和举动反成为“另类”，会被孤立和打击。“谁送了不记得，谁不送领导一定记得。”茂名市一名处级干部对记者说：“我是外地干部，因为没给领导送钱，12年里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刚开始，我不知道茂名官员有过节互相送‘利是’的风俗，曾经提前休假带家人外出旅游，回来被领导骂了一顿，说‘就你最忙，就你最革命，就你最正规了，大家都有问题’。”这名干部后来才意识到，受排挤的原因是没送红包。

　　官场恶行蔓延至普通民众。当地百姓说，前几年，茂名的整个社会风气都很不正常，办任何事都要塞“红包”。求职给领导“红包”，上学给学校“红包”，连上医院看病也要给医生送“红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反腐就要从小处着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聚焦“四风”，就是从小事和细节出发，让反腐政策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