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谈中国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面临四挑战

宋立接受中国经济网专访 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泽彪摄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新常态”已是当前最热的经济关键词。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对于如何理解“新常态”，以及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以下简称“中经网”)采访时表示，“新常态”是一个现实态，不是理想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动力能否形成还具有不确定性。他认为，在“新常态”下没必要采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经济增速在“新常态”下不排除某个年份高于8%，或某个年份低于7%。宋立认为，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时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等四大挑战。

　　中国经济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出发，去来探讨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哪些特征？

　　宋立：我国经济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必然有一些新的特征。这个从字面看，“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

　　那么，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特征有哪些呢？首要的，就是增长速度降下来，发展动力可能要变化，随之一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主要原因还是过去所依赖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过去主要依靠的就是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来推动。

　　第二个特点，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动力结构方面，过去更多的依靠的是比如说投资、出口、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拉动经济。随着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完成，各种原因让投资率慢慢会降下来；从产业方面来说，我国现在一产大致10%，二三产加起来也是90%，也是一个翘翘板，二产下来意味着三产就会上去；区域的结构、城乡的结构方面，过去是沿海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的布局、生产力的布局必然是沿海和临港的。现在产业开始转移到别处去了，沿海地区就减速了。过去是城市吸引农村，市吸引县，把它的人财物都吸去了，现在城市向周边转移，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会趋于缩小。

　　根本上，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变化了。客观地看，原有的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能否形成，实际上还是具有不确定性。过去推动经济发展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劳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了，人口红利减弱了。

　　在这里面要注意讲“新常态”，也就是说新的发展阶段一般的特征，应该是一些客观的特征，是一些客观的规律。第一，是其他国家都可能出现的，在我们这儿也会出现，它是客观的，它不是我们主观想象出来的，不是我们的愿望；第二，讲“新常态”，它也是一个现实态，它也不是一个理想态。讲“新常态”应该讲一些客观的东西，不要再里边讲过多的想象。比如说“新常态”可能是可持续的，我也觉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每个国家发展都是可持续的，有些国家的发展后来陷入一个停滞状态。这种说法一方面表达了美好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可能造成一个误解——好像只要到了“新常态”或者新阶段，不管努力不努力，不管改革不改革，好像必然是一个好的状态，好的状态自然而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这可能还是不太客观的，不太实事求是。

　　中国经济网：我国现在经济下行又出现了压力，有人认为以后就不会高过8%或者7.5%这样的经济增速了？

　　宋立：这可能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进入“新常态”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常态，似乎接近于常数一样，比如7%到8%之间或者7%左右这么一个速度，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差好像也差不到哪儿去。这种说法还是过于理想化。目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是在8%左右，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还是在7%到8%之间，平均下来比7.5%略低一点，7.3的样子。也有人认为目前潜在增长率就是7%到8%之间，十三五时期可能会到6%到7%之间，或者7%左右。

　　但是潜在增长率只是给出一个基础。目前我国经济是7.5%左右，因为这既是国内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所致，也是世界经济大背景所致。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强大的改革红利推动下，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改革繁荣时期。虽平均下来可能在7.3左右，但不能排除个别年份经济高于8%。当然相反，也不能排除个别年份在意外冲击下，经济低于7%甚至低于6.5%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网：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今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请问“微刺激”政策会否成为新时期“新常态”的一种做法？

　　宋立：你说的这个“微刺激”，就是宏观调控的方式，这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新的探索，是进入新的阶段后，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一个探索或者说一个创新。“新常态”跟过去可能不太一样，过去虽说一直以来都是供给和需求管理并重的，但过去往往可能需求用的更多一些。现在在“新常态”情况下，尤其是“新常态”的初期阶段，可能仍然是供给和需求管理结合。但是这种供给管理方面的措施，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多一些。另一个方面，从管理的方式上来说，过去面对经济下行，或者说过热的时候，用的是力度相对比较大的措施，比如说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这都是明显的刺激，现在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这是正常的宏观管理，所以没有必要使用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危机管理在一起的，不是常态的宏观管理，是特殊的宏观管理，是危机管理。

　　中国经济网：你刚提到二产和三产的问题，现在已经大规模淘汰一些落后产能，三产已经超过了二产了，这是不是好的现象？

　　宋立：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从我国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标志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深化，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但不能反过去说，过去二产高就必然是坏的现象，那是那个阶段的特征，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一个特征。过去不少人认为二产的比重太高，过度依赖二产，在70年代、80年代，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二产的比重确实高，因为过去是重工业优先的。但是80年代中期到现在，二产比重其实没有提高多少，基本是稳定的，即便是这样的比重，放到世界上也不算高。我国是在正常区间，其实跟德国，跟马来西亚，跟智利，跟好多国家相当接近。过去至少20年里，我国的二产并没有严重地、持续地偏高或者说过度地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局部的，跟二产整体偏高不偏高是另外的事情。

　　中国经济网：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时期，内外局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

　　宋立：这个问题问的很好，还是接着前面的话，“新常态”不是理想态，它是现实态。可能过去一些困难和问题克服了，问题没有了，新的困难和问题又会接踵而来。具体来讲，在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在“新常态”下，困难和挑战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来自经济速度。“新常态”首要特征是高速转入中高速，也就意味着经济可能会减速，或者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会放缓。我们研究了世界上125个国家，发现有36个经历过高增长，但这里边有34个高增长之后都明显减速了。但减速和减速不一样。有些国家是台阶式减速的，有些国家是波浪式减速的。从理论上我国波浪式减速高达97%，但台阶式减速的风险仍然不能排除。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逐渐就要成为领导型的国家，希望减速不是急剧的，下台阶式的减速。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太赞成什么下台阶什么上台阶这种说法，采用减速或者增速减缓这样的说法可能更科学。

　　第二个风险和挑战就是动力——原有的动力弱化了，新的动力能不能形成？新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红利释放，另一个是创新的活力。从理论上来说，我国过去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过去后可以依靠资本密集型，然后再是技术密集型。可能我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全世界范围内资本密集型产业几乎都是过剩的，其他的行业几乎包括汽车、造船、钢材这些都是过剩的，那就意味着劳动密集过去之后，资本密集给我国的空间不大。　那么我国能不能及时从过去人口红利推动，过度到创新红利推动上去？我国的改革一直证明都没问题。但是改革红利的释放，体制红利的释放，它要借助于劳动力资本或者技术这样的载体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个挑战和困难，可能是经济减速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或者是经济减速让过去高增长时期掩盖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过去高增长时期形成的一些债务，虽然我国总体杠杆率不高，总体债务率也不高，但是个别的地方它的债务率比较高，国有企业它的杠杆率比较高，这些问题在高增长时期没有问题，增长速度回落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水落石出。不排除像审计署去年审计地方一样，有些地方的债务负债率超过100%甚至接近200%。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减速过程中，在局部的地区可能会显现出来，但是只要做得好，它不会构成大的挑战。

　　最后，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发达国家70年代普遍面临的，当劳动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劳动类成本上升之后，可能其他方面的成本也会跟着上升，这样就可能整个成本上升。这也是我国未来面临的挑战，产业竞争力就会下降，有些产业可能会转移出去，甚至会出现一些国家的所谓产业空心化的事情。

　　中国经济网：那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您对于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举措，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宋立：经济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简政放权，这个应该说是力度相当之大，多次出台措施，包括投资的审批，包括企业的注册等等这些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金融改革，国务院已经多次发布支持金融经济，从资本市场的发展到最新的关于保险市场的改革发展的政策。当然前不久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应该讲这几个方面都按照三中全会的部署，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也相信假以时日，根据过去的经验，两三年之后，大的改革措施推出两三年之后，我国的经济就会有一次比较持续的、中期的繁荣，也相信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陆陆续续出台并且落实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表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