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作为邓小平的一个爱好并不广为人知,他在南方谈话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让人们误以为,邓小平是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其实,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并且博览群书。
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邓小平读书的爱好不为人们所知,一个原因恐怕和他的读书习惯有关。邓小平从不做读书笔记,很少评点所读的作品。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邓小平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邓小平的读书习惯,非他身边人不能知道。
邓小平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呢?人们会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邓小平是个金庸迷,但他读武侠只是偶尔作为消遣,放松紧张工作的头脑。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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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邓小平看的书很多,远不止武侠小说,真正是博览群书。他生前用过的书房有40多平方米,大半屋子堆着的都是曾经阅读过的书籍,囊括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
各种工具书是邓小平常翻的。他很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是《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据邓榕回忆,邓小平还爱看字典辞典,常看的有《中国古今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家里的《辞海》是中华书局1947年的版本,已被他翻得很旧了,折损的硬纸壳书皮是用订书钉固定住的。
中国古典史书是邓小平情有独钟的。卓琳回忆邓小平有“三爱”,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他还通读了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
邓小平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看得非常多。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邓小平的老部下张震回忆说:“小平同志特别聪明,他从来没上过军事院校,但是却能指挥千军万马。”其实,这也与邓小平读的书有关。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上过军事课程,在苏联名将的指导下学习了军事理论,必然也读过军事类著作。
“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
邓小平不爱看什么样的书呢?他曾坦言,自己对那些“八股调太重,没有新鲜的思想”的东西很反感。1977年英国作家兼电影制作者费里克斯·格林反映,中国对外宣传要改掉八股调很重的毛病,邓小平很赞同,多次对人说,“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邓小平看的书和他的思想一样,是新鲜活泼的,言之有物的。
据说,“文革”期间有人揭发邓小平讲过这样的“黑话”:上班八个小时受政治教育,下班回到家里还要继续受政治教育,有谁受得了?这话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是邓小平确实批评过一些“革命样板”类的读物。1978年8月19日,他和黄镇、刘复之等谈话,说:“我这里摆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写作水平不行,思想艺术水平谈不上,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电影也是这样,题材单调,像这样的电影我就不看,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
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邓小平一直坚持学习和研究。但他很注意方法,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他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法国所读的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这些书籍,为他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回忆说,这些书籍,是他的“入门老师”。1926年他到莫斯科留学,深感“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下定决心“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后来他一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在紧张的革命和建设年代里,仍然抓紧点滴时间读书。
“文革”期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1970年11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了到江西后的第一封信,特地附函,请有关同志如果方便就把他的书托运过来,可见他对书籍的爱护和珍惜。后来,这些书籍陪伴了他蛰居江西的日子,每日都读至深夜。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饱含深情地回忆:“在孤寂的年代,靠着读书,可以疏解寂寞,可以充实生活,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安静心灵。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这段安静的读书岁月,邓小平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边看书边思考,在院子里散步,不断地反刍着书本,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最终在第三次复出后引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
从不掉书袋
邓小平说话平实、易懂,却往往或四两拨千斤、或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他说话从来不掉书袋,很少引经据典,但是读过的书也会在他平时的言行中偶尔引用。
《史记》记载了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就把访问日本、学习日本发展科技的经验比作寻求“长生不老药”,既幽默而又贴切巧妙。当时,他与6位在野党的负责人恳谈。在座的很多都是邓小平的老熟人,如公明党的竹入义胜、民社党的佐佐木等,之前都访问过中国,因此大家谈得很轻松、高兴。邓小平大概是想起徐福的故事,寒暄过后就把话题一转,幽默地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一落,在座的就爆发出哄堂大笑。之后,他又愉快地补充说:“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邓小平的话诱发了日本各党领导人的幽默感,一时间,屋里谈的尽是“关于药的话题”。竹入义胜笑着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佐佐木接过话头:“日本正处于药物公害,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对此,邓小平接话:“由于山区都在进行开发,草药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进行人工栽培。”
对一些外国名著邓小平也信手拈来。1986年10月28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冰岛总理斯坦格里米尔·赫尔曼松。会谈中,邓小平说起自己早年看过的一本书,他说:“欧洲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写了一部小说叫《冰岛渔夫》,我在20年代时就看过,了解到冰岛人民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随后他感叹:“现在你们干得很好,发达起来了。”《冰岛渔夫》只是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描写了世代打鱼的渔民,每年要在冰岛海面度过漫长的时间,经常葬身海底的悲惨命运,而邓小平广博的知识让客人很是吃惊和佩服,这完全来自他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涯。
还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前苏联客人的时候,谈到农业问题,邓小平随口就提起肖洛霍夫的书《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二十世纪30年代前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邓小平也看过。(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