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9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聆听大家”系列访谈今日推出对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专访。
访谈全文如下:
我们这代作家天生是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们是“责任的一代”
问:您曾说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命运的驱使,是出于对祖国、对民族、对同代人命运的关切,为了使民族的悲剧不再重演,请您具体谈一下。
<iframe id="ac_im86_1807" name="ac_im86_1807" src="http://me.afp.chinanews.com/a.htm?pv=1&sp=1807,1,250,300,0,0,1,9" width="300" height="250" frameborder="0"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crolling="no" allowtransparency="true" ></iframe> |
冯骥才:我算是十年“文革”后最早拿起笔的一批作家。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每一篇小说发表后,就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当时家里没有电话,更没电脑,只靠通信。信箱每天都堆满了信,一开信箱门,里边的信会“喷涌而出”。写信的人天南海北什么地方都有,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他们的感受和肺腑之言。最让我感动的是,打开信时,有种沙沙的声音,什么响声呢?他受到你的感动,给你的信是流着眼泪写的,泪水把信纸微微粘上,揭开信纸时便发出沙沙声,这使我特别感动。你会觉得你的心跟读者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这一代作家天生是跟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们是“责任的一代”,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写作。所以说,后来我转身去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仍然出于一种责任。
作家应该最有平民意识,不是精神贵族
问:您多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或市井人物。您缘何对普通人的命运尤为关注?这反映了您怎样的一种文学观?您写他们寄托着怎样一种理想?
冯骥才:我觉得作家应该是最有平民意识的,不是精神贵族。普通人,这个概念如果用一个庄严的称谓,就是人民;如果用一个通俗的称谓,就是老百姓。但老百姓是时代真正的主人,生活的主人,他们的经历、命运、向往、喜怒哀乐,以及真实的生活与境遇,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的本色实际在老百姓身上;任何一个时代和历史的真实,都记录在那一代老百姓的命运上。所以我觉得作家的眼睛永远要盯住老百姓,尤其盯着老百姓中的弱者。关切他们是作家的天职。
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它属于未来,属于我们的后人
问:这些年,您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您曾经说过,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感到人孤力单,觉得自己像是那个跟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您这样做的动力来自哪里?
冯骥才:知识分子跟时代是共命运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像一个大转弯,来不及做全面、充分和科学的思考。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急匆匆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就这样,不知不觉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明——文明的传承,出现了一些瓦解和断裂,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愈来愈明显。这是让知识界非常担心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五千年生生不息,跟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分不开。然而,我们民族的精神不是空的,更不是几句口号,它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地保存在我们的文化遗产里,并靠着这雄厚的“遗产”世世代代传承着。但是当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人们容易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事物,精神性的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就会被漠视,甚至受到冲击。可当时我们来不及去想这些,不会马上有这样的文化自觉。那么文化应该谁先自觉呢?应该是知识界先自觉。因为知识界天经地义是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做这个工作的。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它属于未来,更属于我们的后人。所以我们这代人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文明的传承承担起来,不要叫它出现断裂。
我们只有一边不停地跑,实际去做,一边不停地说道理,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
问:您刚开始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时,遇到哪些困难?怎么把它做起来的?
冯骥才:我们刚开始发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人们按照习惯,向我要两件东西,一个要红头文件,一个要经费,经费是绝对没有,红头文件也没人给。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一个省一个省去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去做动员。那时地方的官员,县长、乡长、村长听你说的话,根本听不懂,我们只有一边不停地跑,实际去做,一边不停地说道理,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只说不做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我们必须做“行动的知识分子”。用行动证实思想,只有付诸行动,才能唤起人们的思考。当然做起来十分艰难。有人称许我卖画做抢救,其实卖画的那点钱能干多少事?能救下来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样做,更是为了给我们自己鼓鼓劲儿。这么干有点悲壮,但悲壮地做事感觉很好,能够激情满怀。
老百姓是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爱惜了,才能真正传承下去
问:非常不容易!在您的倡导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在是否好了很多?
冯骥才:让我高兴的是,通过十几年来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工作,人们渐渐有了文化的自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开始知道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了。有些村落的村民已经不允许文物贩子进村来买东西。再比方说,最近我们在做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时,河北省井陉县召集全县的动员会,要把这个调查作为“文化立县”的工作来做。近年来我遇到的这种事情愈来愈多。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演讲,另外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带着不少干部跑来听,想得到启发。常常还会有一些地方,县里的、村里的,把他那里文化遗存的图文资料拿来,请你帮他们认定,给他们提提建议怎么才能保护好。我觉得全民的文化意识正在一点一点觉醒,这最重要。老百姓是我们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爱惜了,才能真正传承下去。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变化。
一边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士极缺,一边专业人才又“报效无门”,这是不正之风的一种表现
问:还有什么令您担忧的吗?
冯骥才:虽然说近年来有不小的好转,但文化遗产仍然面临冲击,消失的速度仍很快,这不能回避。回避问题是不负责任的。这些问题的症结我谈过不少,今天说另一个问题——专家太少了。我们现在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1219项。但这些国家重要的文化财富的后面,80%以上是没有专家守护的。没有专家,只靠传承人自己去保护吗?保护必须有科学的指导和科学的方法,我们现在极度缺乏!地方政府申遗成功后,便扔在那里没人去管,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令我们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