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政部公布了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这份名录将继续扩展,目前公布的是第一批。名录包括中共与国民党的抗日英烈,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揭开局部抗战的序幕,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所有为抗日战争舍生取义、壮烈牺牲的中国军民,也都将出现在这份名录中。
名录的出现,其实来自艰辛的付出。长久以来,呼吁英烈纪念要具体到名姓的声音一直不少,但相关工作可谓异常复杂,进展一直不顺。据报道,对于烈士的数字,一直存在统计口径多、数据杂乱、史料损毁严重等问题。当然,归根结底,统计与确认具体名录,要看这是否被认为“实用”,是否被重视,背后是一个观念问题。
抗日英烈以有名有姓的方式出现在名录,这是第一次。推究其意义,不亚于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65年前,纪念人民英雄第一次以国家建筑的形式确立了最高规格,如今,随着烈士纪念日的设立,以及名录的出现,这场国家纪念获得深广延伸,有了全新的表达形式以及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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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名姓,逐一载录,这本身就是国家态度。以国家名义纪念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烈,不止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更需要具体到人和事,体现的是“人”在国家的记忆中,到底处在怎样的序列。抗日英烈,不是模糊的精神群像,不是空洞的价值符号,最真诚的纪念是一个个找出与记录他们,有名有姓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望着这份名录,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个体在这个国家中所处的真实地位。“人民”、“英烈”,这些词汇是抽象的,却也由具体有血有肉的人组成,每一个人的生动事迹,共同组成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惟其如此,国家公祭,其实也成为真正意义的全民纪念,国家规格之下,人人也有自己记忆与缅怀的方式,而这场纪念成为一种上下一心的凝聚方式。
现代国家,从国家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首先是遵从理性精神的。一个现代理性化的国家制度,体现在国家公祭形式上,一般都有对纪念对象具体身份、名姓、事迹的考证,并予以详实记录。这种细节处理,解释了为什么纪念、纪念谁、谁是抗日英烈,这无异于对历史的一次梳理和确认,而一切以具体的人与事实为依据。一切国家态度与价值,唯有建立在忠于真实的理性基础上,更能具备信服度与解释力。
从这份名录的出现,我们看到了悄无声息的进步。放眼世界,中国的抗日纪念形式正获得世界瞩目,中国抗日战争史汇入二战历史、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之中,让世界共同承认与记住这段历史,我们将更有底气,看到宽阔前景。(本报评论员 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