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创业贡献相匹配,与竞争风险相契合,与选任方式相适应,按劳分配的薪酬制度,方显开拓创新、舍我其谁的“长子范儿”
向来改革,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日前,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一时间舆论点赞纷纷,为改革举措叫好。当然,也有人惴惴不安,叫屈连连。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央企在新一轮改革中,该有怎样的担当?
去年,上市公司拿年薪的83位央企董事长,平均年薪高达84.63万元,同期的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仅为5.1万元,私营单位职工更是不到3.3万元。尤其一些金融国企,“一把手”年薪动辄数百万,搞出“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的啧啧怪象,这种问题值得反思。
况且,账面上的明码收入外,所谓的“职务消费”更似一个筐,形形色色“不落腰包的腐败”都往里装。坐豪车、摆豪宴,流连会所、热衷高尔夫,甚至孩子留学、家人旅游、家庭日用开支的费用悉数来报销。当年,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每天公务开支4万元。不久前落马的中远副总徐敏杰,太太美容报销10万元。一些人怀揣高薪还朝“红线”挤、冲“漏洞”钻,不仅太不厚道,而且有违党纪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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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国企、央企不是私产,承载着公众的利益与诉求,花多少钱、怎么花绝不是企业自己的事。合理控薪,勒住职务消费这匹脱缰的野马,可以说啃到了国企改革最硬的一块骨头。总的导向,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创业贡献相匹配,与竞争风险相契合,与选任方式相适应。
具体的测度,应从三条坐标渐次展开。一是贡献激励,高管收入须与企业经营状况相联系,不能旱涝保收,不能决策失误、巨额亏损还“稳坐钓鱼台”。二是风险激励,就是要弄清楚企业盈利从哪儿来,市场化程度越高,越靠本事吃饭,收入应该越高,相反垄断性企业需要严格控制,别把自然生成的超额利润,算在自己头上。三是身份激励,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要比体制内“空降”的干部,报酬更丰厚、更体面,避免任职靠任命、“官大”拿高薪的不相匹配。而三者叠加,全部收入也不可超过类似的私企岗位。
至于职务消费,更得全民的账本全民算。2012年中国铁建“天价招待费”8.37亿元,近乎当年净利润的10%。而后,为了躲开舆论的聚焦,上市央企居然掩耳盗铃,不再公布这一项目。普通人支个路边摊都懂得控制成本、节俭兴业,一些央企有世界五百强的体量,怎能放任跑冒滴漏、自肥私田?履职开销一笔一笔晒在阳光下,魑魅魍魉才无处遁逃。
可能有人会嘀咕,八项规定管得紧,已经砍掉不少福利,薪酬待遇还要减,职务消费也要控,日子还怎么过?固然,管理这么大的企业,动辄数十万职工,上千亿资产,委实不容易,保持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形成职业的激励。但是,差距不等于鸿沟,激励不等于私欲,不能沦为养尊处优的砝码。涨工资容易,降薪水难,动谁的奶酪谁都不愿意,可若是不动,真正的“股东”——老百姓就会不愿意。
长子难当。从混合所有制,到反垄断执法,从控薪酬,到反腐败,国企改革不落虚招,刀刀见血。央企的掌门人,当有政治家的韬略,企业家的担当,战略家的气魄,靠干事创业的劲头撑起大国强企之责,靠开拓创新、舍我其谁的“长子范儿”,为共同富裕砥柱中流,为公平正义率先垂范,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的殷殷寄望——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周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