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月前,大概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人民军的6个师秘密开赴韩国边境,与此前驻扎在那里的几支队伍会合。他们一起进行了强化训练,还实行无线电静默。与此同时,大批工兵也被暗中遣送至此,设法加固通往南方主要干道上那些简易桥梁,以便重达32吨的苏制T-34坦克能够顺利通过。二战末期,这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人自己切断了贯通南北的铁路线,然而此时,他们却不顾一切地要修复这些铁路设施。24日夜,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朝鲜人民军的约9万名士兵(至少7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旅)突然穿过北纬38度一路南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进攻,利用公路干线与铁路加速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异常敏捷。被围的韩国军队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一位苏联顾问对这次进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行动甚至比苏联军队还快。
1945年,当金日成被苏联安置在平壤时,这位朝鲜领导人就对挥师南下统一朝鲜念念不忘。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一再恳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准予他采取行动。1949年末,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自己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
当毛泽东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毛泽东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毛泽东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没有苏联的准许,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统治半壁江山的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于是,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斯大林施压。他所兜售的想法十分简单,听起来也似乎轻而易举:一场共产主义攻势就能让南方唾手可得。在金日成看来,只要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装甲攻击,南朝人民就会立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能胜利结束。
过去,斯大林对于金日成的反复恳求一直反应谨慎。美国人没有离开南方,虽然他们的权力仅限于顾问,但是斯大林仍然处处提防,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然而,金日成根本就没有把美国人扶植的李承晚政权放在眼里,并且对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深信不疑,因此,他一直对斯大林不依不饶。这样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往往是极其危险的。在金日成看来,只要苏联人不再阻拦,同意他挥师南下,那么假以时日他就能所向披靡。同样,李承晚也认为,只要美国人不再令人生厌地对他指手划脚,攻克北方简直易如反掌。
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对峙局面,斯大林并无感到不快。在他看来,双方的对峙程度不算太严重,但足以使双方擦枪走火。斯大林有时会鼓励金日成继续打击李承晚政权。“现在进展如何,金日成同志?”1949年春,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金日成解释说,那些南方人让事情变得十分棘手,边界地区冲突不断。斯大林问他:“你在说什么?难道武器还不够用吗?你必须和南方人直接对打。”他想了想,然后又说:“打击他们,打击他们。”
但是,允许朝鲜进行“侵略”却又另当别论。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急于公开制造事端。随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其中包括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篇演说。艾奇逊似乎是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而莫斯科则把他的演说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可能不会轻易介入。这篇演说是对那一时代最坚强的外交人物的重大误解,因为它严重影响共产主义势力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后,艾奇逊一直试图解释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最后反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数年以后,他的老朋友艾弗利尔·哈里曼说:“恐怕这一次迪安搞砸了。”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准许,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边加紧厉兵秣马,一边三番五次赶赴莫斯科进行游说。在这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想要看看如果允许金日成南下,自己能够有多少胜算。最后,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插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毛泽东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但是日本仍是该地区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毛泽东允诺,如果日本妄图介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一定会向朝鲜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对斯大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忠实的盟友蒋介石,如果中国大陆全线告急,他们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战争能在中国农民当中一呼百应,并且最终取得成功,那么韩国的农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呢?难道他不是有先例可循吗?于是,金日成的计划逐渐赢得了莫斯科方面的支持。1949年末,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合作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中,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以及薛理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地研究。他们写道,金日成的这次游说活动表明,“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国内战争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刺激了金日成的野心。他认为现在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1950年1月,在为朝鲜驻华大使举行的饯行午宴上,金日成再次对苏联大使馆几位高级官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金日成说:“中国已经解放了,现在是解放韩国人民的时候了。”他又说,为了解决统一问题,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接着,金日成把特伦蒂·什特科夫上将这位实际上在朝鲜的苏联统治者拉到一旁,请他安排自己与斯大林再次见面,然后再与毛泽东会面。1950年1月30日,也就是艾奇逊发表演说的18天以后,斯大林拍电报请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你。”当什特科夫将这一消息告知金日成时,后者表示十分愉快。
1950年4月,为了打消斯大林的最后一丝顾虑,金日成在白汉勇的陪同下访问莫斯科。这位南方的共产党领袖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会在北方发出信号的第一时间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然而南方人民并没有真的揭竿而起,白汉勇也为了自己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4月10日到25日这15天当中,金日成和白汉勇一共与斯大林见了3次面。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稳操胜券,因为在他身旁的人总是说,他有多么受人爱戴,而李承晚有多么令人憎恨,南方人民早就对他的到来望眼欲穿了,与李承晚听到的逢迎之词恰恰相反。这两者当权都已经有五年之久,而无论南方人对于李氏政权如何怨声载道,对平壤的高压政策他们同样也闻之色变。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金日成可想不到南方人是这么想的,也不认为自己的政权有压迫性。他始终坚信,在北方崛起的新朝鲜乃是一个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民主国家。
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冒着与苏联和中国开战的危险对朝鲜进行干涉。至于毛泽东,这位中国领导人历来都对朝鲜半岛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而且愿意派兵去援。不过,金日成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不需要中国军队的任何帮助。当时,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虽然自己与他的立场一致,但是不会提供过多的援助,因为自己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还有更多重要的考虑。因此,假如美国真的介入,金日成没法指望苏联派兵增援。“如果到时候你打不过美国,我不会出手相救。你还是得让毛泽东助你一臂之力。”金日成的任务,斯大林说,就是向那位对“东方之事知之甚深”的毛泽东寻求更为可靠的援助。
这是斯大林的典型作派。他既不出言反对,也不提供援助,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眼下立足未稳、但是却对他感恩戴德的新生共产主义政权。毛泽东一直想要一统江山,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遭到美国横加阻拦,如果他想要收回国民党的最后阵地,就不得不仰仗苏联的力量。因此,斯大林很清楚自己能够对毛泽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开始与苏联方面密切磋商,请求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与海上力量。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在北京秘密会见了毛泽东。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惊讶的是,金日成出言鲁莽,甚至让人觉得他有勇无谋。第二天,毛泽东收到斯大林来电,电文中确认苏联对金日成的进攻只能给予十分有限的支持。于是毛泽东承诺要向金日成提供援助,并且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向中朝边境派兵,以防美国介入。金日成对此一口回绝。
后来,毛泽东对自己的俄语翻译师说,金日成的回答“十分傲慢”。中国人对金日成以及他的做派极其恼火。他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危难中的小国的代表向一个刚刚在国内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大国统治者求援,而中国会慷慨大度地施以援手。中国人认为,金日成表现得毫无敬意,好像他来北京只是为了兑现自己对斯大林的承诺而已。显然,在金日成看来,朝鲜的统一大业无需中国人染指。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事不出一个月内就会结束,即使美国想要出兵,届时恐怕也为时已晚。但是,毛泽东向他暗示,既然美国一手扶植了李承晚政权,日本又是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那就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金日成对这一暗示无动于衷。至于援助问题,苏联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他这话倒是不假,苏联的重型武器已经通过补给通道陆续运抵平壤。(在战争开始之前,人民军的装备不仅远胜于韩军,而且也大大超过了仍在使用从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的中国军队。)
正如沈志华所言,毛泽东向金日成暗示,要想“速战速决”,人民军应当绕过城市,不要让部队陷入城市战中,而要打击李承晚军队的军事要地。速度是关键。毛泽东预言般地向他承诺,美国要是参战的话,中国一定会出兵相援。这次会见结束以后,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与毛泽东对自己即将发动的这次进攻意见一致。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毛泽东并不高兴,因为这个年经人自负、鲁莽、军事经验不多,而且还有不容分说的态度与越俎代庖的行径。
在此之前,朝鲜一直都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苏联人也一直在刻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影响。随着战事日益临近,金日成身边的高级顾问——那些苏联的将军们逐渐接管了策划战争的大权。他们认为金日成此前制定的进攻计划并不高明,并且根据苏方的意图进行了修改。在历次高度敏感的战争计划会议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和人民军中的亲华人士都被刻意排除在外。某些重型武器也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铁路运抵朝鲜,为的就是绕开中国。显然,朝苏双方都想尽量缩小中国的作用。金日成曾经暗示,希望在6月中下旬雨季来临前的某一时间发动攻击。最后,斯大林同意把时间定在6月末。苏联最后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军火已于6月初运达。距离朝鲜发动进攻的日期越近,苏联的指使就越明显。直到6月27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两天以后,金日成才通报中国当局。在此之前,中国只能依靠广播报道获取有关消息。当金日成终于接见中国大使时,一口咬定是韩国首先发动攻击,不过中国人清楚他在撒谎。有意思的是朝鲜“入侵”前几周三方(苏、朝、中)的态度。尽管金日成一直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这三国之间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
对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次越过国界的进犯,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行径”。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西方国家因没有及时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为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苏联和朝鲜却显得匪夷所思。他们认为,1945年美国授意作为南北朝鲜分界的那条38度纬线,根本就不是什么边境线(几个月后,当美军与联合国军越过此线向北进发时,他们的观点却一反往常)。在他们看来,朝鲜在6月25日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印度尼西亚尚未结束的、而中国业已结束的国内战争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他们代表朝鲜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一次行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