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广州光怪陆离的市民生活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 “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1920年代，广州的城市经济呈现出“商强工弱，消费至上 ”的基本特征。这时，随着社会各领域发展的日趋一体化和多元化，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闲阶级大量增加，市民读书看戏，逛百货公司，游园跳舞，精彩纷呈。

　　逛百货公司：高端大气上档次

　　20年代，广州已经有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真光公司等多家百货商店。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地标建筑里，中外优质商品荟萃一堂：英国棉毛制品、法国化妆品、德国玩具、瑞士手表、美国丝袜、日本毛巾、景德镇的瓷器、苏杭的绫罗绸缎……琳琅满目，无美不备。

　　百货公司擅长用广告宣传来吸引顾客。统计《广州民国日报》的广告可以发现，1924年至1929年的6年间，先施公司和大新公司共推出大减价38次，每次活动长达20天。各公司均承诺提供“格外相宜的合时货物”，号召消费者“快来买平货”，“勿失机会”。从现实的情况看，每逢减价时期，这些公司的绸缎部、洋货部、首饰部、化装部，便挤满了公馆的太太小姐、女学生、妓女、私娼，等等，“衣香鬓影，此往彼来，弄得水泄不通，插足无地”。

　　百货公司对于消费时空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开拓了新的购物场所和消费体验，使消费成为时尚潮流。顾客可以穿梭于货架之间，炫目的商品所带来的视觉享受，让人心情愉悦。此时，消费的性质已经从满足实际需求变成了追求快乐，购物成为了一种娱乐活动。正如米卡·娜娃所说：“百货公司不仅仅是商品被购买和销售的地方。……它们形成了公共空间和被看景观之巨大延伸的一部分。这些公共空间……提供了惊人丰富的便利、娱乐和视觉快感。”

　　第二，它是一个集聚餐饮、旅游业、娱乐为一体的复合空间，人们可以在其间吃饭、看戏、跳舞、闲谈，是消磨时间的好去处。与传统的商业经营方式不同，顾客走进百货公司，即使不购买商品，也不用忍受店主的责骂和鄙夷。因此，早在20世纪初，逛百货公司就成为广州市民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方式。此外，逢年过节遇上休息，人们也愿意到百货公司闲逛。譬如，1924年端午节，各界均放假休息，一般人趁着闲暇到游戏场所寻找消遣，以至于“长堤之大新先施十八甫之真光公司，均人满为患”。

　　读书看戏：低调奢华有内涵

　　由于社会文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20年代广州市民的文化素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市民十之八九，皆能阅报读书”。出版业由此进入繁盛时期，竞争异常激烈。为争取顾客，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民智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常年刊登报纸广告，宣传书籍信息。

　　1920年代，广东的戏剧发展鼎盛一时。海珠、乐善、河南、太平等戏院，均设在人流较多的地方，聘请太平班、大中华班、环球乐班等戏班演绎剧目，深受民众欢迎。其中，以海珠戏院最为著名。除戏院外，20世纪初，西方传来的电影已经成为市民娱乐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新选择。电影的传入，使得影画院迅速发展起来。1932年，广州市已有明珠、中华、中国、模范等16家影画院。

　　为了提高上座率，戏院和影画院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告知消费者剧目和价格信息。譬如，一新影画院对新剧《大侠复仇记下卷》的宣传广告称：“胡蝶、萧英、郑小秋合演，下卷为全套精华所在，内有张汶祥得遇奇人、郑时遇害、汶祥被救、三次刺马等等，至其中之剑仙斗剑、异人击石，及比赛拳术、飞檐走壁等景，更为奇观，看上卷的不可不看，未看过上卷的尤不可失此良机也。”遇到新剧目或知名演员表演时，戏院和影画院的宣传更为频繁。1928年，艺术大师梅兰芳南下广州表演，全市轰动。海珠戏院连续几天为其演出刊登广告，称这是“空前未有的好机会”：“名满全球、中国戏剧大王、世界化妆第一人———梅兰芳全班剧团，南来演剧，在长堤海珠戏院登台，表演平生杰作佳剧。”

　　游园跳舞：奔放洋气有深度

　　除戏剧、电影外，马戏、魔术等西方技艺活动也时有开展，为广州市民带来欢乐。1927年，俄国依锡加马戏团到广州演出，在开演前一周便刊登广告披露信息，号称“不惜重资，聘用欧洲技士六十余人，训练驯熟马二十余头，并骆驼等兽，及空中飞行大王，举行种种技术”，呼吁“诸君欲一新眼界，请速来，一亲方知言之不谬也”。

　　近代公园的兴起，为市民的休闲生活增添了一抹鲜亮的色彩。广州市第一公园建成后，受到市民的强烈喜爱。1921年10月12日，20万市民参加了广州第一公园的开园典礼。由于规划完善，人们喜欢到公园里散步、闲谈，“常麋集于其间”，流连忘返。

　　舞会活动也开始兴盛起来，是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娱乐消闲的好去处。1927年，国民花园酒店开幕前期，曾刊登广告称：“歌舞升平，是革命旗帜下的民众们应有的娱乐。到国民花园去，能令你们得着百二十分的满意！”广州中华音乐会也宣传其举办的舞会说：“广州中华音乐会，对于社会事业，素具热心，……正月初三晚开一春节同乐跳舞大会，与众同乐，又鉴于从前会场之太细，已定在亚洲酒店七楼举行，闻该楼可容来宾千余人，一般春游士女，于公园游乐之余，又多一娱乐机会矣。”

　　新式交通：简约时尚国际范

　　1920年代，随着市政计划的实施，广州的公共交通稳步发展起来，不仅促进了经济的流通和繁荣，也带来了交通消费方式的变革。

　　交通变革的首要体现是公共汽车业的兴起。1921年，广州市政厅试办市内公共汽车运输，最初有4辆汽车，共设6站，每站收铜元8枚。1923年，曾经侨居加拿大的广东人引进了一种轻便汽车载客，到年底时已达20辆，每辆可载7人。由于价格便宜、方便快捷，很受欢迎。当时，广州还流行过这样一首顺口溜：“搭到加拿大，快趣好世界。行路嚤(慢)等多，车仔(人力车)冇咁快(没有这么快)。一粒嘢之嘛(一角钱罢了)，快搭加拿大。”1926年以后，承商公司增多，先后有模范、利民、利行、国民等20多家。到1933年，市内有公共汽车96辆，线路增至13条，从东山至西关黄沙、荔湾，从广州河北到河南都有公共汽车行驶。

　　除了公共交通日渐发达外，私人汽车业也逐渐发展起来。1929年，运货汽车和轿车的广告在报刊上时有出现。如广东汽车公司的广告称“本公司代理各种汽车及一切汽车用品，胶轮、电池等均备，运货汽车，由半吨至七吨半，价银由一千一百六十元至一万四千余元，客车价银由一千五百余元至六千余元。种种色色，大小齐备”。

　　此时广东的铁路主要有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广三铁路。由于商旅来往频繁，各铁路的收入也颇为可观：当时广九铁路票价，头等为四元，二等为二元，三等为一元。1929年，广九铁路载送旅客1630807人次，货运78459吨，收入分别为1267291和189211元。

　　由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广州的水上交通极为发达。民国时期，广州水运事业包括内河航线、沿海航线、远洋航线三类。在各类航线中，省港之间的航运尤其便捷，且人数最多。在省港航线上，各种船只不仅运送货物，还设有厢房、餐厅、浴室、卫生间，方便顾客出行。如福安公司的广告称：“本船最新最廉价最快一小时可行十四海里……西餐楼每位收脚四元六，唐餐楼每位收脚三元，尾楼每位收脚二元二，大舱每位收脚一元四，中西饭菜味美价廉，搭船附货，极端欢迎。”

　　新式交通的发展与变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蒸汽力为主要标志的近代交通大大缩短了城市间、地区间的时空距离，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从而扩大了人们的活动半径。”毫无疑问，汽车、铁路、航运等交通方式的兴起与完善，加深了广州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推动了广州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色情赌博迷信：低端粗俗甩节操

　　民国时期的广州，色情、赌博、迷信等消费异常发达。

　　赌博是广州的一大遗患。早在清代末年，广州就被称为“赌城”，无论男女老少，皆沉迷于赌博中，难以自拔。因为生活艰难，寄望一朝咸鱼翻生，下层民众对于赌博的热情最高。河南地区是贫苦人民聚集最多的地方，赌博也最为严重，“赴博者则见万头攒动，灯火齐明，以妇女为多云”。1928年，西关泮塘一带花会赌博也重新繁盛起来，“每日早晚共开两厂，故妇女界及下流社会咸趋之若鹜，因是每日入厂之银款，动以万计”，可见参与赌博的人数之多。1920年代的十年间，尽管市政府多次下令严禁赌博，但仍无法禁绝，加上赌场的主办者与军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禁赌更是难上加难。

　　20世纪20年代，广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但因为政局不稳、经济紧张、政府财政枯竭、领导者力量薄弱、中国传统观念与文化习俗根深蒂固等多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废娼运动，最终归于沉寂。

　　进入民国后，尽管科学昌明，人们的迷信意识却丝毫未改。各种先知、星相大家频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号称“凡过去、未来、吉凶，无不明了”，号召市民前往询问命运，借此趋吉避凶。由于手段高明，且拉帮结派，互相支持，相士们的生意非常红火。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寻常百姓，都喜欢不时光顾，询问未来命运之走向。社会一般文明人士，对此类迷信举动，早已深恶痛绝。1929年，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成立当天，便总结了不良风俗和迷信对国家和社会的四大弊害，即阻碍社会进步、妨害文化发展、影响国民经济、障碍训政建设。

　　1920年代，时局动荡不安，人们自觉生命财产无保障，则“最易起放荡之思，而为漫浪之行”。广州市民在杂赌、色情、迷信上消耗了大量金钱，富人在狂嫖滥赌中挥霍，贫民渴望借赌博、迷信转运，社会各阶层均沉迷于此类消费中，加深了社会的畸形发展。而官方一味禁绝，自然难有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