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报道,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日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免职。广东一知名城市规划师批评该“出事官员”不懂常识,规划疯狂又狂妄。一位规划部门工作人员说:“每个领导都有不同的眼界、思维甚至利益,一般不会延续前任的……”
城市规划,本来是一门正儿八经的科学,细致的勘查、详实的数据,反复的论证、严格的审核、多方专业意见的汇总……这决定了规划就是一个专业活、技术活,是业内人士的话语领地。在这里,“领导的想法”既可以被论证正确,也可以被论证错误,既可以被承认,也可以被毙掉。实在不行,作为保留意见“放一放”也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一个“自我实现”欲望强烈的领导,他的“急于出风头”,会让所有的论证程序被简化为自己的“指指点点,圈圈画画”,当一张充满“智慧”“眼光”的宏伟蓝图面世时,专家要做的,无非就是围着“上面的调调”,附会“合理”,反对无效。
一句话,科学常识可以被违背,但“领导的意图”必须要不折不扣的执行。有规划师说:“一朝天子”一朝规划,此言不虚。城市建筑中,前任眼里的“大手笔”,往往会成为后任“作为一番”的绊脚石。这就有了每位现任领导都会对规划“进一步完善”的动机。
城市规划,如果因为换了领导就有了“完善”的必要,这是说不通的。而且,如果不考虑一些上马工程,前期已经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这种“完善”往往抵不过后期代价。事实证明,一些被归因于“发展必然”的所谓“城市病”“城市痛”,在根源上就是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出来的——
断头路、拉链马路、半拉子工程、荒芜的产业园……甚至出现“山顶开挖大湖,山地建百米大道”的疯狂设想。这些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有可能最终成为城市的负资产。
这时候得问一问:领导们急于插手规划的动机何在?问题还是那个滞后评价体系所催生的政绩观,依赖大工程大项目带动产值,拉动经济,提升就业率的粗糙想法,直接鼓动了官员的“好大喜功”,甚至不惜“推倒重来”。“砍树市长”“李拆城”“季挖挖”等“神级规划师”,无不拜倒在这一理念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虽然不乏一些干部视野开阔,确实要开拓工作局面的动机,但是不能排除有人以公谋私,借规划图的更改,为特殊利益开绿灯,打掩护。
这时候,还得问一问,领导的疯狂规划何以能够成行?一直以来,“官本位”思想形成了对“一言堂”的默认,就像媒体所说的:“官员上任需要政绩,下面的人就帮着自圆其说。”如此一来,那个纸面上的规划图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可见,规划就是个筐,它可以装载领导的新思维、新想法、城市未来的新定义,也可以装下领导的升迁资本、利益通道、寻租手段。当然,人心隔肚皮,要辨别出领导的“居心何在”是困难的。要杜绝借规划打自己的小算盘,只能从规划的“任意性”上做文章,在行政上要有程序规范,在法律上要有条文约束,以此保障任何一项已有规划的持续性,不因个人介入而被随意更改。《城乡规划法》虽然规定,城市规划不能因为地方领导的变更而变更,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意见擅自修改。但这样的纸面意思太轻佻,必须落实为具体的要求:决策的集体化、上级的报备、人大的监督,第三方的技术审查、内部流程公开化、监理方的责任捆绑、决策失误的责任倒查……这些,都需要在“规划”环节上集中发力,而不能任由领导胡来。(本报评论员 肖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