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柔性的作风建设中融入刚性的制度规定

　　作风建设就是党的组织文化的培育和践行，这种组织文化是需要在引导中逐步形成的，而引导当然离不开制度。作为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的三大作风，在历史上的形成是制度引导的结果，在当今条件下的弘扬更需要制度的保证。

　　制度引导和保障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构建学习型政党，需要党的制度的引导和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集体学习作为一项铁的制度，为全党的学习起到了表率作用。打造学习型政党，需要党领导下的组织实施。任何先进的组织形态都离不开正确的领导，学习型组织尤其如此。党的经验首先表明，无论成员如何憧憬和美化，理论联系实际都绝非易事，学习型政党也不可能在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中自然形成。如果没有领导层坚持不懈的努力，组织学习无论如何也是成不了党的传统的。1941年9月和次年5月连续两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学习问题都成了中共高层讨论的重要议题，并先后成立了专门负责领导组织学习问题的中央学习研究组和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而且这两个机构的“一把手”都由毛泽东亲自担任。事实上，正确的领导不仅可以保持成员对于学习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能够主导着学习的方向。行动方向的正确往往是行动效率的前提。漫无边际的学习不仅会造成有限资源(个人的精力、时间和组织资源)的低效率利用，而且还会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制度的保障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养成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制度造就核心竞争力

　　密切联系群众构成了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制度的安排。令时人和相当多今人所不解的是，是什么使被讥为“乌合之众”的共产党最终战胜了自诩为“虎狼之师”的国民党？个中缘由，皆因始终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作风。要练就这样的“政治基本功”，自发散漫是达不到的，需要制度的保障。《党史纵览》2007年第六期载文披露了这样一段资料，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痛定思痛，决心重振党务，发起了一场国民党改造运动。蒋氏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延安整风文件和毛泽东著作，暗暗研读，并坦承：“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及组织性、纪律性与精神道德，是通过延安整风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方法何以科学？除了经常的提醒告诫等“软性措施”之外，还有审视、检查等必要的“刚性制度”约束。制度约束之下造就的核心竞争力，让自己的对手无法复制或窃取。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刚性制度规定造就了组织内部运作的民主与高效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项优良作风，解决了组织内部运作中人与人之间的开放与交流的问题，它使组织成员之间处于零戒备的状态，共同关心的问题只是革命和建设的前途和为走向这个前途的行动方案。在这里，谈论个人私利都是断不容许的，也是不合适的。有了这样的组织文化，党的任何失误在起初阶段就有人秉直指出而避免走向更大的错误，党员的不当之举就会直接性地被告知而无处藏身。事实上，人性的幽暗注定了在公众和组织面前的躲闪和掩饰，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固然需要勇气、党性和道德的境界，然而更需要制度的约束才有保障。习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领导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明确指出：“要大胆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这个武器之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刚性的制度规定。民主生活会是个制度设计平台，其刚性的制度内核就在于摒弃个人私利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造就组织内部运作的民主与高效。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主角都缺位，那么平台的运行就无法达到设计的效果了。

　　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是一件严肃的工作，既不能意气用事地乱打一顿，以获得一种所谓“酣畅淋漓”的快感，也不能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以图吓唬吓唬。从环节的设置，到具体环节的运作详情，再到不良倾向的纠偏等等，构成了整个机制的运行图，每一个环节都要与制度建设的严肃性相适应。审视当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的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缺乏制度或者说制度执行不力的结果。对于纠正作风建设上的偏差，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特别要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令行禁止、不搞例外，坚决整治对中央规定变着法子进行规避的各种行为，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打擦边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党中央提出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结合，旨在在柔性的运行环境中融入刚性的制度规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王玉云)